奉
天大和饭店工作过的二宫幸夫的姓名、住址以及电话号码告诉我了。
二宫现住在茨城县水户市。我用电话向他询问尚健在的一九三八年曾在大连大和饭店工作过的
人，二宫告诉我，在镰仓市有位名叫关根修道的人。
但是，在神奈川县湘南版的电话簿上找不到关根修道的名字。为此，我又用电话向镰仓市政府
户籍课询问关根修道的现在住址，对方说，不能回答查询的地址。
接着，我又问关东电气通信局，什么地方会全套保存迄今发行的神奈川县电话簿呢？关东电气
通信局是编制关东地方电话簿的机关。
最后，我弄清楚了，在横滨的县立图书馆和横滨西口电报电话局都有全套的神奈川县版的电话
簿。
我到横滨西口电报电话局一查，就在一九七二年版的电话簿上发现了关根修道的名字。住址是
镰仓市西镰仓xxx。
另一方面，又在一九七三年版的电话簿上发现一个电话号码和住址相同的人名，叫关根真一。
由此可以认为，关根修道大概在一九七二年或一九七三年死了。为了慎重起见，我打电话问了问。果
然，他的家属回答说，关根修道已于一九七三年四月死于胃癌。
但是，关根修道的夫人关根崎告诉我，曾在大连大和饭店工作过的人中，有位是“京都出身的
高桥宗三郎”。
我首先到京都市中京区区公所调查是否有高桥宗三郎的居民登记簿。接着又依次访问了右京
区、下京区、伏见区和左京区的区公所。在左京区区公所发现了高桥宗三郎的居民登记簿。高桥宗三
郎住在左京区一乘寺松原町。
[二十]高桥宗三郎（当时是大连大和饭店的工作人员，三月四日采访）
高桥：哎呀，说起大连大和饭店，那可是李顿调查团也曾住过的国际性
饭店啊，很多外国人都来过。大连市中心是大连广场，有十条宽阔的马路从
广场呈放射形向四方伸展出去。在马路的西侧栽着一排洋槐和白杨树。那样
整洁的街道在今天的日本是看不到的啊。大和饭店就座落在广场的东南角，
是座砖砌的四层建筑物，外观庄重。不知现在中国人把它派作什么用场？
作者：一九三八年夏，苏联将军格利希·留西柯夫逃亡到满洲来了，高
桥先生记得这一事件吗？
高桥：是多咱？我忘记了，但是有这么一个事件。他眼看就要被斯大林
杀掉，好歹保住一条命逃出来了，是这件事吧？
作者：这是他的照片。当时他在关东军的庇护下住在大连的星个浦，据
说他常到大和饭店去。
高桥：即使看了照片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呀。反正一九三八年这一年，
由于出现了事变气氛，满洲好象翻腾起来似的热闹，大和饭店也拥挤不堪，
如果不预订房间，到时候就住不上。
作者：关东军的一个名字叫宇多川达也的，和现在被称为右翼大头目的
真田春吉是一伙的吧？
高桥：真田春吉我记得很清楚，他是“锦旗会”这个暴力团的头目，跟
在甘粕正彦的屁股后头转。一九四五年苏联军队闯进来时，满洲的妇女儿童
都到大连和朝鲜避难。那时，“锦旗会”就乘人之危，大发其财。他们从寸
步难行的难民手中抢走金银财宝。用卡车载运难民，他们收车费，说不付车
费就不让上车。一位母亲背着婴儿紧紧地抓住卡车，哀求让她上车，他们说
了声“不行！”，就一脚把她踢开了。他们就是这样一伙贪得无厌的歹徒。
真田的财产，就是当时搜刮来的。因此，对真田来说，那有什么“爱国心”，
“人类爱”好谈的！我一听到这些，就觉得可笑，所以便大笑起来了。
作者：关东军的宇多川达也怎么样？一九三八年当时他是中校。
高桥：你是说宇多川中将吧！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显得很古怪。陆军
的大官们都腰挎军刀，而他挎的不是军刀而是手枪。他不能喝酒，因此，一
来饭店就要“朋盼”。说起“朋盼”，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懂，就是当时流行
的一种苹果酒。
作者：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十二月，这期间宇多川常来吗？
高桥：他常来，因为真田春吉和宇多川阁下是大和饭店的常客哩。
作者：你的脑子里还有当时对这两个人的印象吗？
高桥：那..
作者：你谈什么都可以。
高桥：闹过一阵间谍事件。
作者：闹间谍事件？这是怎么回事？
高桥：当时在饭店，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个中国人说成是苏联间谍，
被“锦旗会”的年轻人抓住了。在我们饭店里发生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因
此，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中国人想要和饭店的房客俄国人接头时，被监视他
的“锦旗会”的一伙人抓住了。
作者：在饭店里很闹腾一阵子了吧。
高桥：“锦旗会”的那伙人一抓住这个中国人，就不惊动其他房客，把
他带到四楼去了。四楼住着十来个俄国人。
作者：你认为其中包括留西柯夫将军吗？
高桥：也许包括，但记不准了。
作者：以后又怎么样了？
高桥：四楼除了俄国人外还住着三、四个日本人。其中的一位就是宇多
川阁下。不久，大连警察署派来一名名叫川上的便衣警察，悄悄地把这个中
国人从饭店的后门带走了。
作者：怎么知道那个中国人是苏联间谍呢？
高桥：他举止可疑，所以“锦旗会”那帮人抓住了他。据说，一搜身，
发现了俄语写的书信，好象是住在四楼的某俄国人房客写的。作者：信里写
些什么？
高桥：那我就不知道了。
作者：知道是哪个俄国客人写的吗？
高桥：第二天，来了几名军官，好象调查了俄国人，结果是什么也没查
出来。饭店把我们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提醒我们说，你们如果看到哪个俄国
人打了电话，发了信，或者和别的房客搭过话，要立即报告经理。可是好象
没有发生过那种事，过了两、三天，俄国人就都走了。饭店的后门口准备了
一辆汽车，带着保镖——“锦旗会”年轻人，顺山县大街开走了。那是一个
细雪纷飞，天气严寒的日子。
作者：准确地说，那是哪一天？
高桥：大概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或十二月吧。
作者：十一月底，有一位新闻记者在饭店亲眼看到了象似将要外出旅行
的留西柯夫。据说，当时他和另外几个俄国人一起等电梯。而且，有些人窃
窃私语地讲，留西柯夫要到欧洲去了。
高桥：我脑子里没有关于留西柯夫的记忆..
作者：留西柯夫好象改变了装束，所以也许你没在意吧。
高桥：也许是。
作者：十来个俄国人为什么出国了，你知道吗？
高桥：不知道。但是在闹间谍事件时，宇多川阁下等人相当惊慌。
作者：宇多川中校那么慌张了吗？
高桥：是慌张了，他还威胁饭店工作人员说，如果谁把此事告诉别人，
就把他扭送到警察署，以泄露军事机密罪论处。宇多川阁下好象用电话到处
联系。
作者：被带到大连警察署的中国人怎么样了？我想，如果审一审这个中
国人，就会弄清楚那封信是哪个俄国人写的。
高桥：是一个名叫川上的警部补来饭店把他带走的。究竟怎么样了呢？
后来川上还来过饭店，向工作人员打听了许多事。但是宇多川阁下已经向我
们下了缄口令，什么也不能说啊。俄国人离开饭店以后，川上又来饭店到处
调查，可是宇多川阁下已经调走了。这个人真有点古怪..
大连大和饭店
[二十一]川上音造（当时是大连警察署保安课警部补，三月十日的谈
话）
在留西柯夫等人出国前夕发生的间谍事件，究竟是什么事件呢？我认为，只要把这个事件弄清
楚，留西柯夫出国之谜不也就解开了吗？
知道间谍事件真相的是位名叫川上的警部补。但蒿桥宗三郎也只知道川上是大连警察署保安课
的便衣警察。
打听川上的消息简直比上天还难。大连警察署隶属于关东厅警务局，所以我首先从寻找当时在
警务局[注1]工作的人开始。
起初，我询问了“满洲会”和“请求补偿在满资产之会”，他们说会员中没有警察方面的人。
接着，我到总理府抚恤局查阅受抚恤的前警察的名单，但名单上没有记载职历，因此无法肯定是否为
警察局有关人员。
经过一阵舍总之后，我想起了《朝日新闻》在《十字路口》栏里登载同窗会、战友会发生的关
于编制名单的呼吁。我把过去一年的《朝日新闻》星期日版《十字路口》栏中有关大连的项目都挑选
出来了。
有关大连的项目共四条，其中有一项呼吁是：
“编制名单：
战争结束时在旧满洲关东厅大连常盘小学六年级上学的人。（联系人：木岛友哉，现住中央区，
电话○三·六xx·三xx二）”
我打电话向木岛友哉说明了情况，请他帮助我调查一下在同窗学生中是否有警务局方面的人的
孩子。一周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时他给我介绍了家住茨域县土浦市的原照夫。原照夫的父亲在
战争结束时任关东厅警务局警务裸长，但在一九七一年去世了。
原照夫从库房里把他父亲收藏的一些资料搬出来让我看。资料中有一份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关
东厅警务局职员、雇员名单》。姓川上的在名单上有三人。
我向总理府抚恤局询问了这三个人的名字，三人中只有川上音造一人还活着。川上音造是开原
警察署刑事课长。
我按照在抚恤局查到的住址，给现住在四国高知的川上音造写了封信，问他是否就是高桥宗三
郎说的那位一九三八年在大连警察署保安课工作的那个人。几天后，我收到了川上音造的回信，说那
个人就是他。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年底吧..时间相隔太久了。我记得，那时汉口已
攻陷，近卫首相发表了《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我们在满洲还相互庆贺呢。
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满洲，到处都是打着灯笼游行的日本人，一片欢
乐气氛，而我却感到不安。因为发生了日华事变，一部分关东军被抽调到华
北，满洲治安情况严重恶化。匪徒遍地出没，中国人的反抗情绪眼见加强，
受俄国人操纵的共产主义者在背后煽动中国人。抗日、反日活动日趋激烈，
光靠警察是难以控制的。
因此，我们担心，日华事变如不快些解决，经营满洲也必将动摇。
另一方面，那时的满洲因事变的关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旅馆住满了从
国内来做生意的人，饭馆里那些暴发户们整夜地吃喝玩乐，火车上挤满了从
国内来的移民和旅游者，乱哄哄的。在常盘路和敷岛路这两条繁华的大街上，
日本人熙熙攘攘。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繁荣只不过是短暂的梦境。
我曾奉职的大连警察署在中央广场西侧的西大街一号。左侧是朝鲜银
行，右侧是英国领事馆的房舍。英国领事馆右邻就是“满铁”修建的大和饭
店。这是一座四层楼的洋式饭店，登上楼顶的露天凉台，可以鸟瞰大连港。
你所打听的在饭店发生的事件，我还记得很清楚。何必为了这件事特地
从东京远道而来呢..另外，象你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对这一事件感兴趣
呢？
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一事件，因为它和横纲（译者注：日本相扑比赛的最
高级运动员）玉锦有关系。说起玉锦也许你们不知道，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
三六年，是玉锦的全盛时期。他和我都出身于高知，所以自从玉锦在一九二
六年进入一流选手行列之后，我一直是玉锦迷。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前后，出了个双叶山，他在五场比赛中连胜玉锦。
这使我窝着一肚子火。那年大相扑到小仓巡回比赛时，赛到第七场，玉锦搂
腰摔倒了双叶山。于是我对王锦抱有很大的期望，他或许会在下一个月正式
比赛中能战胜双叶山。
令人难以忘却的是，那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报道说：“玉锦因盲肠
炎住院。”他是在去九州巡回比赛的归途中，在开往大阪的船上发病的，被
送进了日生医院。
因此，我很关心玉锦的病情，经常用警察署的收音机收听国内的消息。
这是一台最新式的胜利5r10 型收音机，由警察署的工作人员凑了八十六块日
元买的。从前的物价很便宜，所以这个价钱就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
这时候正好大和饭店来电话了，保安课长首藤说：“在饭店里抓到了一
名中国人密探，你去一趟。”于是我和名叫小林的警察赶到了饭店。
那个中国人被押在四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四、五个日本人，在我
和小林到达前，好象已经审讯了这个中国人。四、五个日本人中有两人仿佛
见过，是大连“锦旗会”的年轻人。另外两人是校级军官。
战后，对“锦旗会”有各种说法，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坏团体，而是日本
青年中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的自卫团体，也协助我们警察。
房间里有一个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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