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金曾经是毛泽东的卫士，工作一般。在香山时，劈木柴吵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发脾气训他，罚他的站。但是他爱学文化，毛泽东对他这一条非常喜欢，罚站之后便送他上了大学。毛泽东常对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夸张主金，几乎一聊天就要提起他，让我们向他学习。张宝全体息时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每次必见，再忙也要同他聊一会儿。他过去的卫士来很少有人能享受这种优待。

    过了没几天，毛泽东旧话重提，显然是经过了考虑：“这样吧，你不愿意离开我，那咱们签个协议，你去上学，星期天和假期都回我这里。

    我哼哼着不表态。

    毛泽东皱起眉头，口气有些不满：“你也大没出息了！你现在年龄还小，正是上学的好时候，学了文化多为人民做些工作。连这点道理也想不明白？”

    我低头不语，我是真不想去上学。

    “不要你弄了！毛泽东生气了，就像父亲跟儿子生气一样，把腿一蹬，我便停止按摩溜下床。他大声说：“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见我！

    过两天，又轮我值正班。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书，准备睡觉。我一进门，他便放了书，两眼盯紧我。那目光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既厉害又慈爱，气恼中深藏了期待。

    我难为情地笑笑，试探着去为他按摩。他没有拒绝。但是不说话，就那么望着我。

    按摩时我时而坐，时而跪，因为总保持一种姿势容易累。今天无话，又在毛泽东的注视下，尤其累得快。我不时变换姿势，手脚总觉得不自在。”

    “想好了没有？”毛泽东终于张口了，我身上稍轻松一些。他说：“我还是要送你上学校去。张宝金这个同志是很有上进心的，学习后，知识有了，眼界宽了，会思考了，社会经验也多了。你要下决心向他学习。”

    “我都快十八了……”

    “借口”毛泽东深深喘着气，放缓音调：“李世民你知道不知道？李世民是古代一个青年将领，十八岁领兵打仗，后来当了唐朝皇帝。你也十八岁，连大学也不敢上？”

    我不敢再坚持，小声说：“主席你这么讲，那我就去吧……我听你的话。”

    “这就对了。”毛泽东脸上流出笑意，“那好，我起床以后你就把汪东兴叫来，我跟他作交代。”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笑眯眯对我点头，然后便拿起书看。他是真高兴了，动弹了一下腿说：“好，很好。使点劲，小腿那里多捏捏。”

    我一直按摩到毛泽东入睡。我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主席服务了。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马上向汪东兴、李银桥作了汇报。汪东兴皱起眉头问：“你很想去上学吗？”我摇摇头，哼卿着说：“我也没主意了。上小学我就贪玩。语文还凑合，算术不及格……”汪东兴主意已定，但是没明说，绕出绕水提醒：“培养一个人在主席身边服务也不容易啊。我说：“不是我要走，是毛主席一再让我去上学。”汪东兴点点头：“那好吧，我知道了。

    我和汪东兴一道在值班室守候。四小时后，电铃响了。我匆匆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正在看报，一见我便问：“告诉汪东兴了吗？”

    “告诉了。

    “你叫他来。”

    “先不忙。”我去涮一条毛巾请他擦脸，然后再照顾他漱口。毛泽东每次醒来都是在床上擦脸漱口，并不马上穿衣下地，他习惯在床上读各地报纸。我沏好茶水，浓浓的，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再去叫汪东兴。

    汪东兴来到屋里，毛泽东放下报纸说：“我和小田讲了，他已经同意，送他去学校学习。你具体办一下。”

    汪东兴不像往常那样回答“是”。他摇着头态度很坚决：“不行。主席，我不同意。”毛泽东有些诧异地望住汪东兴。汪东兴有坚持个人意见的时候，但是从来不曾用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讲话，特别是在毛泽东面前！他翁声翁气话：“培养一个人在这里服务不容易。他刚熟悉了，而且干得不错，马上走怎么行？再说，临时找人培养顶替也不可能。

    “叫他去。”毛泽东显出不悦，“就缺他一个人吗？不能为我耽误他一辈子！

    “他不只是为主席一个人服务，也是为党做工作，我不同意他走。”汪东兴固执起来也真够可以。他又把我抬出来挡驾：“再说，小田也跟我说希望在主席身边继续工作几年。”

    “怎么回事？”毛泽东一下子望住我。我立刻低下头。其实我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还在责问：“怎么睡一党的工夫就变卦了？我瞟一眼汪东兴，既不好承认变卦，又不好说没变卦，索性不吱声。

    “你这个人哪，”毛泽东扔下报纸，点燃一支烟，头朝一边侧转，不再看我们。叹了一口气，“唉，你这个同志！”

    汪东兴又汇报两件事便退出去。我看看表，该下班了。不敢马上走，想探明主席是不是还生气？待他吸完烟，我便拿来衣服请他穿。他扫我一眼．停了停，还是把胳膊伸进袖筒里。于是，我松了一口气。

    “咱们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推翻？”毛泽东下地之后，用埋怨的口气说：“搞得我也被动！”

    我知道他火气已过，便不再多说，一笑了之，退出房间去向小封交班。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毛泽东把李银桥叫去，说：“你们这些人缺少文化知识，缺少社会经验，不学习不行。你要带个头，把学习搞起来。不久，他又把汪东兴叫去，商量组织了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让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全体及我们这些卫士都去上学。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个学，由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钱，为我们请教师，购买一套书本和学习用具。课堂就在毛泽东居住的西院或一中队驻地。经过几年学习，我们分别达到了初中和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的同志还学了大学课程。

    毛泽东始终没忘记要送我进正式学校学习。到1960年他送我进入人民大学预科班，那是后话了。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只要想干的事，不论听到多少个“不”．最后总是要干，而且非千成不可。

    1956年，国家调整工资，我是憋了很大劲，抱了很大希望。

    在一组里，我的工资最低。三十六元五。李连成和我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比我高三级。封耀松比我晚进中南海，也比我高一级。不比不生气，越比气越大。一组讨论调级时，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长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

    我满心欢喜，组里的同志够意思！又惴惴不安——钱不到手不算完么，可千万别节外生枝。

    越怕出鬼越出鬼。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长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长一级。

    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得很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长一级，反而留下了大麻烦。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

    糟糕的是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

    我跟在毛泽东身后，提心吊胆，暗暗祈祷：阿弥陀佛，千万别叫毛主席看见那张缺德的现眼的大字报……

    然而，冥冥之中像有什么幽灵同我作对。毛泽东边看边走。时停时动，左不拐右不弯，径直朝着批判我的大字报走过去。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主席，看那边，那边大字报多.我的声音有些颤抖，真想一把将毛泽东拉回来。

    “看完这边再看那边。”毛泽东正看得认真；根本不晓得我在受罪。二步。三步……嗡一声响，我全身骨节散架了一般瘫软。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就那么一声不响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

    “嗯，”毛泽东双肩一沉，哼出一声。头缓缓转过来，并无恼怒，甚至还挺和蔼。望着我拖长声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就说了这么一句，便继续往前移动着看大字报。我脸上仍火辣辣发烧。身上已经卸去重负。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群众传抄的毛泽东文章中也出现过这句话。

    不久，在一次值班时，毛泽东吸着香烟打量我，若有所思。忽然说道：“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好不好？

    我望住他，茫然点头。

    “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我开始有些憎，随即脸烧起来，心也怦怦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感觉极度难堪。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我喉咙抽搐着干咽一下，嗫糯：“四十三元。”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

    “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近我，放低声音：“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一颗小火苗突地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六十元！这比调两级还高啊！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行”字差点蹦出来。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你是不是还觉得少？”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道：“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沉吟一下，点点头：“嗯一一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懊悔起来——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这种懊悔心情是很折磨人的，我开始失眠。幸亏两天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冲淡懊悔；使我能重新入睡。

    那天上午，毛泽东准备睡觉。

    正值盛夏。天气闷热，蝉声烦人。每逢这个季节，毛泽东那张补了补丁的枕席便不够清凉，他的办法是在枕席上放几张看过的报纸。那时我们不懂铅字油墨对人体有害。

    毛泽东服过一次安眠药，我便开始替他按摩两腿。他懒懒地挥一下手：“天太热，不要搞了。跟我聊会话吧。”

    我坐到他的床头，发现他枕着的报纸已湿，便替他撤换几张。

    十小田哪，四十二元更少了些。不过，比我过去要强多了。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薪水只有八元钱。我到街上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干好吃极了……”他回忆着吮吮下唇，又说：“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位子了吧？”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

    毛泽东西眼朝着天花板眨了几眨，又说：“有一次我借了人家的钱坐火车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

    “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

    “不是说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到椅子上坐么。”毛泽东笑起来。

    于是，我脑海里便出现一个满怀抱负的农村知识青年，坐在甫下的火车里，双手抱膝，光脚丫子蹲坐在长条椅上。他太疲倦了，身体随着车身摇晃，渐渐合上双眼入睡。自然是鼾声如雷。便有一个小偷或邻座的旅客，小心翼翼拾起椅子下那双黑布鞋，悄没声地溜走了……

    “那么，后来呢？

    “到浦口下车，我才知道鞋子丢了。赤脚进上海是不合适的。城市不比乡村。幸好碰上熟人，又借来钱，买了鞋子买了票，就这么才到了上海。”

    我照顾毛泽东眼下第二份安眠药，他便不再回忆往事，随口说一些闲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的孩子李敏李钠，将来肯定不如你们．她们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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