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好？我很羡慕那位老乡何玉贵，他就分配到了彭德怀身边。不过，命运已经悄悄为我做了另一种安排。

    江青常在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看电影，领导派我去服务。我给她送茶，感觉到她注视我的目光。当我轻轻退下时，我凭直觉知道她还在注意我，并且向旁边的人了解我。后来我发现，当我做服务工作时，江青带着卫士张仙鹏从一旁观察过我。于是，我意识到命运要有变化。我的直觉很少欺骗我。

    果然，就在1953年底，科长同我谈话，准备调我去毛泽东身边工作。我自然高兴激动。谈话之后，张仙鹏便领我会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又同我谈话：“欢迎你来我们一组工作。先值副班，熟悉熟悉情况，由老同志带带，以后再值正班。”

    那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叫正班，在江青那里听招呼的叫副班。副班主要是协助正班做工作，协调毛泽东与江青的活动。比如毛泽东要找江青和孩子们一道吃饭或了解她们生活学习情况，副班便须如实汇报。

    江青的事主要是由她的护士照顾，卫士只负责她的吃饭及外出活动，并随时向她汇报毛泽东的起居行动。

    我值班前，汪东兴又同我谈一次话。主要是强调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嘱咐我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谈话后，我开始值班，并由老卫士李家翼带班。

    早晨，李家翼叫我端着饭盒，随他走进江青卧室。江青没有起床，穿一身睡衣。她那时还年轻，头发乌黑浓密，皮肤白哲光洁，慵懒地依了靠枕，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

    “江青同志，饭好了。”李家翼小声说，轻步走到床尾。那里有个摇柄。他熟练地摇动。床头缓缓升高。江青上身随着床头一道升高，坐起来。李家翼又将一张特制的木桌拿过来，朝床上插去，嵌在床上，桌面正好在江青胸前。她将右臂支了桌面，望住我。于是，我便莫名地战栗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呀？她的声音像是跟小孩子问话，但声调有些尖细，像被谁卡住了脖颈。

    “我叫田云玉。”我声音发沙，有些透不过气。

    “多大了？”

    “十。十六岁。我抖得厉害，碗盘在饭盒里响，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我想过去替她摆饭，又无沦如何迈不动步。我简直要晕倒了，求援一般去望李家翼。

    李家翼接走饭盒，把饭菜摆到江青面前。

    “你不要紧张，小鬼。”江青笑了笑，拿起筷子，说：“你先在我这里工作几天，熟悉熟悉情况。”

    我点点头，好像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江青注意到我的狼狈样，把筷子挥一样：“好了，你先去吧。以后慢慢会熟悉，熟悉了就不会再紧张。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退出屋的，恢复常态后才发现，内衣全被汗湿了。

    不过，三天后这种紧张感便全消失了。我也可以熟练地为她摇床、插桌子、摆饭菜了。

    江青早饭都是在床上吃，像某些外国电影里演的那样。她生活讲究规律，一日三餐。不像毛泽东，吃饭没有一个准点，随心所欲。他的早饭是面包、黄油，有时也吃半个小馒头。喝稀粥。拌几样小菜：雪里红、咸豆、腕黄瓜。酱豆腐。中、晚西餐要有些像样的菜。她爱吃盖菜、空心菜。宽菜、芹菜、油菜和白菜。菜的纤维切得很短，用肉丝或肉未来炒。有时也加些木耳蘑菇，菜要炒得清淡。如果身体不舒服，她就把青菜捣成菜泥吃，每天不能少了青菜。

    她喜欢吃烧排骨，尤其喜欢吃鱼。午饭若没有鱼，晚饭就一定要有。她喜欢吃鲫鱼、鲢鱼。胖头鱼等刺多肉嫩的鱼，不大吃鲤鱼。马哈鱼腌了当咸菜吃。偶尔搞到鲥鱼，她自然吃得更香。中晚两餐都有砂锅汤，一般是排骨汤或鱼汤。

    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做成红悯，比鸽子大不了多少，一只小碗便装下，吃的时候细嚼慢咽．认真品味。她的饮食与她的身份相比，不算过分。只是口味苛刻，有点“美食家”的样子，一般厨师伺候不了。毛泽东的厨师便伺候不了她，只有廖炳福师傅能做她的菜。

    江青吃饭是在自己办公室或卧室。毛泽东吃饭也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偶尔到一个桌上吃饭，也各是各的菜。毛泽东的菜粗糙简单，只要辣只要咸就行。菜经常是整棵整棵炒来吃。他的好菜无非就是油大点，比如来碗红烧肉。大家都说他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毛泽东几乎没动过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倒是常夹一筷子毛泽东的菜尝尝。因为毛泽东喜欢把辣子与革命性联想系在一起。江青在他面前必要辣一辣嘴。她曾试图改变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始终没成功，还闹出许多风波。毛泽东是不容别人束缚他限制他的。

    事实证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不容易。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的干不长，适应江青不适应毛泽东的也干不长。而他们两人的脾气。禀性和生活方式又是那么不同，工作的难度自然要大些。比如医生徐涛、卫士李连成就是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后来不得不离开。又比如钟顺通，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胜任，在毛泽东那里就行不通。毛泽东总是说：“年纪大了，年纪太大了。”我纳闷，年纪大了能算什么问题？后来才渐渐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的睡眠起居都是由卫士负责，若卫士年纪大了，他身边的有些事就不好意思让卫士干。他只喜欢小鬼。无论按摩、擦澡还是灌肠，叫小鬼帮忙他心里不感觉别扭。

    我那时天真活泼，头脑简单，一身孩子气，但是工作起来还算机灵勤快。江青对我还满意，便让李银桥引我去见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正在卧室，靠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也许是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几天，胆子大了，我竟一点没有紧张，站到毛泽东面前，还敢笑眯眯地望住他。

    于是，毛泽东不曾开口，脸上有了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他一见便喜欢我。

    “小鬼，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云玉。”

    “怎么写的？”

    “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你这个名字不错么。有天有地，玉石又那么宝贵。天地之间人为贵。你是什么地方人？”

    “黑龙江双城县。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爸爸妈妈，有爷爷，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噢，是个大家庭了。”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在我这儿工作愿意不愿意呀？”

    “愿意。我用力点一下头。”

    “那好吧，你就在这里工作。”毛泽东重新拿起报纸看，李银桥便带我退出来。

    我仍然由李家翼带班。他值正班，我跟在旁边，看他怎样给毛泽东端饭。擦澡。按摩、灌肠。在班上看过，下来就练习。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习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巾被，冬天要盖三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时，他是盖两条毛巾被。按摩时将手伸人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往复。

    真正难学，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

    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是他消化吸收能力大强，常几天不大便。大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时毛泽东经常一星期才大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到毛泽东身边的前几年，他一直灌肠，直到大跃进前后，灌肠数次才降下来。”

    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时，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的木塞送到位置。毛泽东准备睡觉时，我照顾他服下第一份安眠药，便开始为他按摩。这时，毛泽东望着我，把几天前刚问过的问题又问一遍：“你今年多大？”

    “十六……快满十六周岁了。”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打铁的铁匠。

    “哦，你是铁匠的儿子啊。你会打铁吗？”

    “不会。

    “那你不能继承父业了，到我这里来干啥？”

    “还是给主席服务好。”

    “不见得吧？”毛泽东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有些异样。直到后来他反复要送我上学去时，我才明白那目光中包含的全部心思和感情。他对一些小事记忆不是很好，又问他间过的话：“你家是什么地方？

    “黑龙江省双城县。”

    “双城县，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哪？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没有，没听说过。”

    “不对，肯定有。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是近邻，不信你回去问问。

    我听了一怔，以为毛泽东是瞎猜。可也当了回事。后来探家问了老人，父亲和爷爷都说只有双城县，没有单城县。我把这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连连摇头，固执己见：“有，肯定有单城县，你爸爸爷爷都说得不对。”我说：“他们生下来就是那里人，还能不知道？”毛泽东特别自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双城县建了几百年？你爷爷才活了几十年，他孤陋寡闻。”我不敢跟主席争，只在心里认为他是自以为是。然而，到了70年代，我到家乡的县广播局，无意间跟局长问一句：“过去主席问我一句话我始终答复不了，是不是历史上这一带还有个单城县？”局长说：“大有了。现在单城公社过去就是单城县，后来合并入双城县。”他说着，还找来县志。果然如此！我当时感叹不已：毛泽东确实善于分析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经过半年，我跟毛泽东及江青已经很熟悉，言谈举止也随便了，本性也暴露无余：孩子脾气，单纯幼稚，怎么想怎么说，毫无精神负担。能吃能干，敢哭敢笑，会顶嘴也会认错。毛泽东有一次忍不住拍着我的头说：“小田，我跟你合得来，我很喜欢你。

    大局已定。汪东兴和李银桥来征求毛泽东和江青对我的意见，毛泽东和江青都说：“不错，小鬼在这里干得不错。

    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比如对老同志，政治上关心多些，说话也是正面内容多些。对李银桥要求尤其严格，有时批评也多些，有一种“同志式”关系。对徐涛那样的知识分子，态度又不一样。说话时讨论的口气多，争辩某一问题时带着干等的气氛，并且从未不曾向徐涛发脾气。对少言寡语老实勤谨的卫士，他说话便也跟着变少，三言两语说明意思就行，多余的话不讲。跟我话就多了。几乎每次给他按摩时都要聊天半小时，并且无话不说，没什么顾忌。我能体会到，毛泽东对我近似一种溺爱。这使我后来变得骄傲，常跟别人耍态度。有一次我想尝尝炊事员给毛泽东炒的菜；炊事员拦住我不许我下手，争吵起来。我将西红柿劈面掷去，击中他脸孔，红汤顺脸直淌到衣服上，为此挨了严厉批评。这类事不少发生，江青多次说过：“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

    确实，毛泽东和江青对我有些“宠”，就连别的卫士和医护人员也有这种感觉。同样的事情，别人办错了要挨批评，我办错了格格一笑便过去。别人听批评，话不多，却严肃得难以承受。我挨批评，听声音很大，但里面分明缺少了严肃，便露出一种亲昵，不去让人紧张。有时，毛泽东同我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轻松随便。

    那天，我为毛泽东按摩，他又盯住我打量，忽然问：“小田，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了。”

    “哎，我这记性！”他拍了拍饱满的额头，又说：“你这么小就在这里，那不把你耽误了？我送你上学校好不好？”

    “不好。”我摇摇头，“还是在您这里好。”

    “没出息！”毛泽东皱起眉头，“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你就没点志气？”

    “我年纪大了。”

    “你还小，才十六岁么。

    “十六岁上大学还小，上小学就太大了。”

    “你已经小学毕业了么，可以上速成中学。

    “再等两年吧……”我含糊其辞。

    “你呀。”毛泽东指点着我摇头叹气，“你就不能向张宝金学习？他就有志气有出息。你就是像李银桥一样，不愿意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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