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挺幼稚的吧？可是我也想不出别的说法啊。问是问，心里挺紧张：老太太可别生气啊。

    夏大娘的反应远不是我猜测的那样激烈。老太太抿抿头发，一边拣着一笸箩豆子，一边很平静地回答我：什么自己的幸福啊，你姥姥这辈子过得挺好的了。你夏大伯人好，可惜的是命短啊，没落着我伺候他，没享着福。你们现在的孩子没经过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有棒子面窝窝头吃就是福……

    老太太絮絮叨叨，话题又引到夏大伯身上：你知道么，你夏大伯可是靠得住的人呢。当年在京津，他在江湖道上也算一号人物，全靠他的仗义和武艺，京北二百里京北二百里：泛指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地区。古代这里是交通要道，同时盗匪横行。一说静海夏老公，不能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也是威风八面。可惜啊，我到他快死了，才知道他那么大威风。

    这样的话题，当时就让我忘了想问的事情，倒要问问夏大伯有怎样的威风。

    夏大娘就讲，嗨，我是到萧华打天津前一年，才知道你夏大伯他在外头多威风啊。

    1948年，大概是中国那么多年战乱中打得最大的一年了。那时候夏大伯身体不好，下半身已经不能动弹，北京的生意早已照顾不来，负责业务的是我外祖母的父亲李二爷，夏大伯呢，用现在说法就是“顾问”。这一年秋天，林彪的四野大军突然入关，突破隆化、承德一线，打开了华北平原的大门。要说国民党守将傅作义也是一代名将，颇不少撒豆成兵、斩关夺隘的传奇，无奈他此时碰上的是打顺了手的林彪，手下一百多万儿郎如狼似虎，哪里是凡人招架得住的？几个回合一打，东北大兵挑顶狗皮帽子就把傅总的大军赶得跟赛马似的。

    平津震动。

    这个时候，我曾外祖父看到形势不妙，就通知北平分号收拾生意，疏散人员，家属妇孺撤回天津总号。老爷子“盘踞”津门几十年，对战争总结出两条经验：第一，人要聚在一块儿，要不然打乱了找起来麻烦；第二，打仗的都奔北平那金銮殿去的，天津比北平安全，还好跑。第一条算他说对了，这第二条，他可是没想到解放军拿天津开刀杀鸡儆猴，全家差点儿让萧华的炮弹包了饺子。

    夏大伯两口子本来可以留在北平，无奈夏大娘是我六舅的保姆，这小家伙死也不离开夏大娘，耗了一阵子以后，夏大伯心一软，说留在北平也不安全，都走吧。

    等他们真要走的时候，天津和北平之间的火车已经不通了。几十口子人收拾细软上了大车，开始往天津走。

    那时，解放军纪律森严，并不可怕，也还顾不上注意逃难的百姓。而国民党的乱兵到处都是，三五成群，但除了有伤兵强行搭车，似乎也没有过分的骚扰。夏大娘说傅作义在西直门外设了大刀队，对趁乱抢劫的散兵游勇杀无赦，大概有点儿效果。傅作义应该是国民党中比较有能力的将领了，可他碰上的是林彪。若是把那个时候的林彪比作猫，国民党的将军不论好坏，统统是耗子，傅作义也不例外。

    既生瑜，何生亮？

    真正对离京逃难的老百姓下手的，是土匪。

    中国老百姓苦，碰到兵祸只有跑，有点儿什么好东西，只好带在身上，所以，趁乱劫掠，是天灾人祸中很典型的情节。

    夏一跳路遇土匪显威风

    夏大伯所管的北平分号撤出来的眷属，和其他逃难的百姓间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几十辆大车的车队。走到杨村，正上坡呢，坡顶一声枪响，前面的车子忽然停下，一伙土匪鼓噪着从路两边扑了上来，或拉马，或抢包裹，难民们顿时炸了窝。夏大娘的车比较靠后，她从车帘缝里往外看，只见大人喊孩子哭，有人被打伤了，满脸是血。人们从前面乱纷纷地向后跑来。

    就听到夏大伯说话了：扶我起来！

    他本来躺在车里跟着走的。

    这时候，从前面下来两个土匪，每人手里都挎一只土造枪，叼着烟卷，一边吆喝着，一边朝夏大伯他们这辆车走来。

    就在土匪走到离车三五步的地方，只听“啪、啪”两声，两个土匪嘴边的烟卷突然不翼而飞。车门帘一挑，夏大伯在车里坐得笔直，一手玩着长长的皮鞭，一手扶着烟袋，眯缝着眼睛看两个土匪。

    夏大伯的鞭子玩得出神入化，平时就揣在袖筒里。有一回夏大娘在洗衣服，夏大伯走进门来，说，别动。

    “啪！”鞭子一甩。

    夏大娘问：你吓唬我干什么？

    夏大伯说：唔，你头上落了个马蜂。

    此时两个土匪一愣，才意识到有人在袭击他们，“哎呀”一声，一面后退，一面摘下枪来，大概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不知道是不是该动手。夏大伯说话了：叫你们大爷来，就说静海夏老公夏一跳在这儿等他。

    这几句话声音甚响，带着太监的古怪嗓音，周围土匪都停止了动作，开始看着这辆车。这时候就有个脸上有大紫疤的汉子，腰里掖了手炮，从前面走来，见了夏大伯，先是一愣，立刻恭敬地扔了马鞭子，惶恐道：哎呀老公公，布几道系您亚（不知道是您啊），多包涵，多包涵。然后左腿屈，右腿立，身子向下一伏，右手袖子“啪”地打在地上，尘土四溅，然后站起来，左腿立，右腿屈，同样身子一伏，左手袖子“啪”地打在地上。

    夏大伯见状，左手按按右肩，右手按按左肩。

    照夏大娘的说法，夏大伯是“在帮”的，而且辈分很高。这个“帮”是哪个，就无从知道，只是夏大娘说，他们那时候，“帮”不叫做“帮”，而叫做“山”，似乎还很有绿林道的遗风。解放前“在帮”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往往“在帮”，那就是拜有地位的黑道人物为师，给自己撑腰了。

    后来夏大伯讲，杨村这地界儿“在帮”的很多，这伙子土匪都是本地口音，肯定有和自己能讲上辈分的，所以他才敢出手揽事。而这伙土匪的“大爷”就是在帮的，夏大伯于他的师父曾有救命之恩。夏大伯和紫疤大爷这是按照帮里的规矩行礼。

    此后的事情，夏大娘就搞不懂了，因为两个人说的话让人全然无法明白，大体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一类，那叫黑话。夏大娘不是杨子荣，当然不能明白，只觉得那紫疤大爷语气相当恭敬，似乎不会打起来了。

    不等她松口气，却又听那紫疤大爷的言语急切起来，夏大伯则不紧不慢，而且话越来越少，气氛又开始紧张。

    说到僵处，紫疤大爷突然大吼一声，从腰间拔出一口尖刀。

    不等夏大娘害怕，紫疤大爷翻腕一刀，刺在了自己的左臂上，一个透明窟窿，鲜血迸出。

    这是干什么？夏大娘一瞬间想起夏大伯所说的那些天津混混儿好勇斗狠的故事，心里一惊。

    夏大伯连眉毛也没有抬，一言不发，如老僧入定。

    紫疤大爷一翻腕子，又是一刀刺在自己右臂，同样一个透明窟窿。

    夏大伯依然默不作声。

    紫疤大爷手微微发颤，略微犹豫，终于又是一声大吼，第三次把刀刺在了手臂之上。这人也真硬气，又是一个对穿，竟忍着疼，一言不发。

    这时候，夏大伯二目睁开，缓缓道：绿水长流。

    紫疤大爷长出一口气，头上黄豆大的汗珠滚了下来，哈哈笑道：青山不改。右手把左手一抱，喝一声：走！

    土匪们呼啦啦随着他蜂拥而去，留下一片黄尘和呆若木鸡的百姓。

    这时候，夏大伯向后便倒。夏大娘说：那是因为我撑不住啦！你夏大伯的病腿早就不能动了，根本坐不住，那是我在后头撑着他啊。这土匪一走，他那大个子，加上吓，我可也就撑不住了。

    事后，夏大娘问夏大伯，为什么那紫疤大爷用刀刺自己的胳膊？

    夏大伯淡然道，那叫“三刀六洞”，是他跟我赔不是的规矩，我也就饶了他，不然让他师傅知道，还不知道要怎样呢。

    故事听得挺好，萨满意而去，回头一想，想问的还是没有收获。

    机智深沉夏大娘

    以后和萨娘谈起，才知道家里对夏大伯的评价是“机智深沉”。夏大娘耳濡目染，也学了不少。文革的时候，汪东兴家的司机、保姆等等，都有一段时间离开中南海到部队农场劳动，当然少不了人人过关。到夏大娘的时候，关于夏大伯的问题，虽然组织上早有结论，但给群众一个交待是跑不了的。这个事情很为难：你说他是好人吧，人家要骂他封建狗腿子，你是和群众对立；你说他是坏人吧，自己也要陷进去拔不出来，何况夏大娘也是绝不肯说他的坏话。

    轮到夏大娘发言，一开口就淌下泪来，说夏大伯这个人糊涂啊！他一辈子受苦，一辈子也没明白过来，到死还受着封建迷信的毒害。他总是和我说，自己这辈子五体不全，那是上辈子造孽造的，是命不好，这辈子不造孽了，下辈子托生个好人家，他不知道这是阶级压迫啊……

    这样一番检讨以后，把战士们的阶级感情都勾起来了。贫苦人受苦，受到无立锥之地就够苦的了吧，这夏大伯还要苦，苦到连自己的身体都被残害了。于是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诅咒“万恶的旧社会”，喊口号，还挺激动，也没有人再说夏大伯是什么狗腿子了。

    也有旁人问过夏大娘怎么和夏大伯走到一块儿，夏大娘的回答是受苦人和受苦人，就走到一块儿了呗。

    不知道是不是实话，反正是无懈可击。萨娘感叹。

    我想萨娘感叹是有理由的，我这个高考数学满分的老娘，自己可没有这种智力。当年运动兴起，萨娘还革命激情万丈呢，带着同学去找老工人揭发萨的曾外祖父的“剥削历史”。老工人们来得很多，一语却道破天机：十二小姐（萨娘大排行排十二）长这么大啦，咱可得看看。可是等弄明白了十二小姐要“大义灭亲”，大伙儿就支支吾吾了，末末了，有个老工人告诉萨娘：孙四爷对下人，还是很好的。

    碰了一鼻子灰，两面不是人。从政治智慧上说，萨娘比夏大娘差得不止一个档次。

    但是萨娘说，夏大娘是说过她嫁给夏大伯的缘由，她之所以开口说这个事儿，还和你有一点儿关系呢。

    哦？！这次轮到老萨发呆了。

    诚如萨娘所说，这件事情还真的和我有些许的关系。

    我的父亲有兄弟数人，二叔、三叔性豪，少年万里，属于“泰山崩于前而不觉”的性子，而四叔相反，这位后来橡胶第二总厂的总工程师，是个好学生、好工程师，性格敦厚，心思细腻，但是有一点儿心窄。

    四叔好学，他的专业是化工，但很下工夫自学外语，英语、日语都可以流利地和国外人员对话，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文革兴起的时候，四叔却因为外语好而遭到批判，这种事情，在文革时期比比皆是，今天往往被当做笑话来看，可是发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那种残酷，就让我连一丝幽默也无法感受到了。不久，斗争升级到了连四叔上大学也成了罪过——凭什么就你能上大学呢？

    四叔忍不住分辩，当时就被打，把他的一边眼镜片打碎了，打碎的玻璃镜片嵌在脸上，流着血，四叔就这样回了家。

    当时我的祖父、父亲也无一幸免地挨斗。祖父经历多，能够熬忍，父亲的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比较他的老师们，自己境遇还算好的。但是四叔却无法忍受了，一方面是性格的原因，另一方面工厂里很少几个知识分子，到处是挑动起来的敌意，让人发疯。

    晚上，一天水米没打牙的四叔避开家人，悄悄地进了家。那时候我们全家都住在一个院子，因为各家当时只有萨一个小孩子，萨爹萨娘又不常在家，便把萨放在小后屋的一个躺车上，夜里祖母带着睡觉。四叔那些天每到被斗，回来总是到小后屋，把襁褓里的萨抱一抱。他把我抱一抱，说就觉得心里感到一点儿希望，感到一点儿人生的甜味。

    这一天晚上他也是悄悄地进了家，没有到我祖母那边去，到小后屋来，看看别人不在，只有萨躺在小车里。四叔后来说他进门就把我抱起来，脸贴脸地痛哭了一场，然后把手表摘下来，塞在萨的小枕头下面，一咬牙，到后院找了一根绳子，上吊了。

    这个时候，萨突然就惊天动地地哭起来。有人说小孩儿是有感应的，也许那时候的我感到了危险或者恐惧，所以大哭起来，这一点至今我也相信，只是长大之后这种感应就不再相干。

    当时萨的祖母，正在和来访的萨的程姥姥——也就是夏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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