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也曾多次提出离婚，他不是不吭声，就是当儿戏，以为我跟他闹着玩，还笑嘻嘻地说“你 去离吧，反正离了很多年了”。
他的颓废和不争气是那么的可恨，但又是那么的可怜，真要离婚，我总是于心不忍，担心他 生活不能自立。说到底，他对我是典型的“恋母情结”，而我对他也只是“恨铁不成钢”， 并不是冲突得水火不容或相互仇视。相反，我们的性生活是少有的和谐，直到离婚前的最后 一晚。无论我对他有多气，总是不过宿，“床头打架床尾合”，xing爱成了我们和解和维持婚 姻关系的唯一 纽带。也因此，当我“挑剔”他的时候，他也不重视，反而说我“下了床就六亲不认”。
就这样，离婚的勇气鼓了很多年，就是下不了决心。我只好常常自我安慰：我不会做家务， 整天在外面“像野男人一样”，好男人早就不要我了。而他从不挑剔我，只要我不“找事” 就相安无事，能凑合就凑合吧。再说，女儿还小，我不希望她少父没母，生活在单亲家庭。
接下来，我去了广东一家报社工作，他在家里疯了似的把包括我的金戒指在内所有值钱的东 西全卖了，全套缝纫设备、电视机、录放机什么的都卖了也就罢了，让我心疼和不能容忍的 是，我的好几麻袋书全被当成废纸论斤卖了，其中很多是朋友或老师们作者签名送的书，也 有些是从上海托运回来的“值得收藏的好书”，多半还没有读。更甚的是，我的大学毕业证 和与同学校友们的合影相册也被卖了或烧了，也就是说，凡是证明“我比他强的证据”都没 有了，在他看来，我既没了书籍也没了在大学呆过的证明就与他平等了，至少找到一些“男 子汉的心理平衡”。
我回来跟他打得天翻地覆，第一次真正下决心跟他离婚，而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
但我没地方住，只能住在自己家里，他住外间，我跟女儿住里间。那时，我们已有四个月没 在一起了，打归打，晚上静下来仍然抑制不住生理上的饥渴，受煎熬似地克制了两个晚上， 第三个晚上他就悄悄地摸到了我床上，七情六欲都极其旺 盛的我，总是在这种时候让步。
我把他也接到了广东，安排他在一家星级宾馆做电工。宾馆的女老板是我采访过的客户，一 来二往就成了朋友，她手下有上百名员工，安排他在里面工作是举手之劳，而且由于离我报 社较远，还特地给他一间单身宿舍，准备我随时去小住方便。
平时我们各忙各的，周末他来我报社宿舍住两晚上，就像西方流行的“周末夫妻”一样，既 保持距离美，又不会把距离拉得太大而疏远。他非常满足，并以我为荣，总是把发有我稿子 的报纸到处散发：“这是我老婆写的，你看”。有时我采访路过也去他宾馆看看，他不是说 这个要见我，就是说那个要认识我，总想炫耀他有个“好老婆”。
我想，现在好了，宾馆包吃包住，还有工资，我就不用再为他操心了。
可是，我错了，没多久他就原形毕露。他老板打电话找到我：“他怎么一点责任心没有呀， 上班时间不是找不到人，就是在房间睡觉……”
他不知道什么是上进心，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人往高处走”或争取干好了升职。相反，我给 他换过两次工作，他都是虎头蛇尾，让老板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只是不好意思扫 我的面子。
那时的我，在报社担任主要部门的部主任，里里外外都很受人尊重。我每天的采访对象或交 往的朋友都是有一定职位或层次较高的人，说话办事都有向上或让人敬重的一面，再回过头 来看看他，除了一副“帅哥”的外表之外每走一步都让我操碎了心。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力 图从心里彻底跳出我工作和生活的圈子去看他，否则就会不自觉地拿我圈里人的标准去要求 他，跟他比较，越比较，反差越鲜明，就越让我无奈和困惑，我不知如何平衡这种反差。
当时，我们报社也经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可以带家属，我就把他叫来一起参加，也想让他 在这个氛围里耳濡目染得到点“与时俱进”的东西。但他要么坐在那里像木头一样一声不吭 ，把想调节气氛的人搞得很尴尬；要么喝得忘乎所以东倒西歪，甚至连裤子拉链也忘了拉， 当着全体同事的面给我丢尽了脸。
渐渐地，我不希望他来报社找我，更不希望同事之外的人知道我有这样一个“登不了大雅之 堂”的老公。
撇开他的种种缺点先不说，作为一个有家有孩子的健全男人，至少要对家庭尽一份力所能及 的义务，但他从来没想过。那几年，我在商业类报纸，既能写稿，人际关系也好，是报社工 作最出色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给企业写一个版的通讯或大特写就能得到几千元的提成，收入 是报社的“首富”。所以，我一个人的收入不仅还清了以前欠下的债务，我们三口人的户口 农转非、给跟着父母的女儿寄生活费、学杂费等，所有的开支也都是我一个人负担，他的工 资我一分不要，免得他到时候“赖帐”，夸大花钱的额度，说让他存着，等有大事需要时 再一下拿出来。
但三年下来，他的存款是零。我请假回青岛办理房子拆迁返还，需要五万多元买回产权和超 出的面积，我东取西借，因凑不够钱急得团团转，但他一分都没有拿出来。我问他的工资哪 去了，他漫不经心地说“全花了”，问他干什么花的，“不知道，请朋友们喝酒了吧”。
我肺都要气炸了，但再打电话他不是不接，就是说忙，没时间理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打了好几次长途电话他只寄来了一百元钱，而且还说是给女儿的生活 费，“怕别人贪污”写了女儿的名字。那时女儿还没到领身份证的年龄，且全家户口都不在 青岛，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证件可以取出这一百元钱，所以，这多年来他为家庭和女儿尽的 唯一的义务又被退了回去。
本来计划一个月就能办完事回去，但房子的事一拖再拖，我不得不一再续假，报社同意了， 但他不同意，后来干脆就说他在那里有女朋友了。我以为他是说气话，最后才发现是真的， 就是他宾馆的四川服务员，原来他的钱全花在她身上了。
我不但没有吃醋，反而轻松了很多，想这下是离婚的时候了，他不用再来纠缠我，我也不用 担心他了。
在等待房子的过程中，我在青岛这边一家报社工作，房子完事后我就要回广东了。但这边的 业务总编却极力挽留，说这边需要我，可以马上办调动。我考虑再三，决定提前叶落归根， 调回青岛。
回到广东辞职，我想把离婚也办了。本来他也说同意离，但当我真的把起诉书递到法院后， 他不干了，跑到我报社宿舍跪着求我撤诉。我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还来纠缠我干什么？ ”
他可怜兮兮地说：“谁也没有你好，天下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好老婆了，我不能没有你，我 保证跟她们不再来往。”
后来我才知道，我回青岛的几个月里他不只是一个女朋友，而是跟姐妹俩，都是二十多岁， 未婚。他先是跟妹妹，妹妹回四川探亲期间他又跟姐姐，后姐妹俩因他反目成仇，最后以妹 妹离开宾馆的工作而告终。他也曾分别带着到我报社去过，我同事以为我不知道，一见面就 暗示我“别再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我说“我什么都知道了，我要感谢那女孩，但愿真能帮我解脱了。”
他跪在那里，我不答应撤诉就不起来，说着说着还嚎啕大哭起来，声音能传遍好几层楼。而 且旁边有一把钉钉子用的斧头，他拿起来就要剁掉自己的手指，以证明改邪归正重新作 人的决心，一副孤注一掷的样子。
我一下慌了神，结婚十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放声大哭，报社的领导都住在楼上，楼 下就是办公室，同事们出出进进，极要面子的我既怕人听见，也怕他真的一斧头下来成了残 废，赶紧缓和下来。我知道，他没深没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
当晚他没有走，好几个月没有性生活的我又一次让步了，我们依旧和谐。事后我流了半宿的 泪，既为性生活的美好，更为婚姻的无奈和自己的心软志短。
但是，这一次我们就如何继续生活在一起很严肃地签了“君子协定”，其中包括不得再有外 遇、如何控制喝酒、房子欠下的债务怎么还、对孩子怎样尽义务等，如果再违反任何一条， 我可以再次提出离婚，他无条件答应，不得再纠缠我。写好了后，我找来律师和双方领导作 了公证和见证，大家都签了字，一式五份。
就这样，婚没离成，我又带着他一起回到了青岛。
尽管没有钱，我们仍然要重新安家落户，债务越累越高。而且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 的调动手续又一拖再拖，答应给我办调动的业务总编并没有人事任用权，他打了报告，主管 部门却置之不理，习惯了在广东月收入二千多元的我，只好在这里一直拿六百元的“试用期 工资”，我们全家所有的开支和孩子的学杂费都要靠这可怜的六百元钱。
如果他只是靠我养着，我也认了，只要他不给我添麻烦就行。但是，他根本没意识到家庭的 困境和我所承受的压力，也不急着找工作。回到青岛的几个月里，他就是买个菜做个饭，早 上我上班走了后他继续睡觉，有时中午我采访结束后顺路回家，他不是还在睡觉就是在看电 视，跟以前一样。
我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实在承受不了了，最终在一次电话费事件上得到爆发。本来我们 家的话费一直是七八十元，那个月却突然涨到二百多元，必须精打细算的我一下惊了，我知 道，不是他就是邮电局出了问题。但无论我怎么问，他就是不承认是他打的，我只好请假拿 着身份证去邮电局查询。结果，清单上全是东北他亲戚号码。
我不再愤怒和斥责了，剩下的只有伤心和悲哀，还没走出邮电局我就控制不住泪如雨下。那 天我搬出了自己的房子，并到学校把女儿也接了出来。从此再也没给他和解的机会，我对他 和对我们的婚姻已经仁至义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他根本没意识到我们婚姻问题的严重性，仍然以为我是吓唬他。事后，还说做了我喜欢吃的 菜让女儿叫我回家吃饭。
已经懂事的女儿却对我说：“妈，这次你可别‘心太软’了！”
女儿的话更坚定了我的决心，除了在法院见过他一次外，再没有见面。
至此，反复折腾了多年，终于为我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难忘的采访片段
就像医生见的病人多了，让人感觉同情心就不如常人了一样，我也是形形色色的命运见多了 ，那根大喜大悲的敏感神经也变得麻木了，一般采写出来交了稿就不再往心里记了。但是， 有几个很沉重或很特殊的场面和截然不同命运的人，却始终盘居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残疾孤儿的欢腾
采写“福利事业系列报道”时，儿童福利院作为其中之一也写了一个整版。那是一个非常特 殊的大家庭，是一群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儿童，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残疾，但他们的智商与 渴求却跟正常儿童一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孩子带给我的心痛与震憾！
采访那天，我被他们的“妈妈”领进一个大房间，刚吃完饭的孩子们听到开门声，全体兴奋 起来，各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欢腾和迎接。在小床上站着的躺着的孩子都一起手舞足蹈，伸着 小手蹬着小脚不停地撒欢，地下会蹒跚走路的几个，就跌跌撞撞地扑了过来，争着要让我们 抱一抱。他们就像幼儿园的孩子终于盼到家长来接了，那委屈而撒娇的小样，那会说话般乞 求的眼神，那瘸着的小腿或小手，看了让人揪心，没人能拒绝抱他们！
有个一岁多的孩子是“大头病”，他不能起床也不会说话，却不甘心“被冷落”，就用他那 大得出奇的头使劲地碰床头，我只听到“咚咚”的声音却不知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找了半天 才发现他躺的小床！他伸着两只小手等我去抱，但我却没敢碰他，甚至不敢看下去，我突然 感到胸口堵得慌，就迅速离开了！
我想，我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面对我要写的这些孩子。他们虽然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给予 的生存权，但他们是残疾儿，需要比正常孩子更多的关爱，尤其是父母的拥抱！
我没敢再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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