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更大的梦会随之而来。我也可以继续 留在青岛经商当老板，但在高等学府呆了两年圆了因贫穷未圆的大学梦之后，就已经不能满 足于一个个体户或一个商人所带给我的社会定位了，我的自负和虚荣心也不允许我再回到起 点。钱，是我通向更多梦的桥梁，但带给我的并不是快乐，我想我从一开始就没把经商当作 终 身职业，也没有把精力放在经商上，经商期间的业余时间几乎一直在不停地上学，这本身就 说明赚钱对我的吸引力不够，注定我经商生涯不能持久。
为了一个学有所用和公平竞争的机会，更为了改变父辈留给我的农民身份，我准备一生清贫 破釜沉舟，去寻找关于精神家园和另一些本来与我无缘的梦。
开往广州的火车就要启动了，我从硬座车厢里把头伸出窗外，对站台上唯一为我送行的母亲 说：“看把你难过的，说不定到广东我就混好了呢！”母亲叹了口气，又重复了一番最古老 的叮嘱，再三说：“别太要强，无论如何留着回来的路费，在外面不好就回来”。
我没有通知任何人，母亲是到我家碰巧赶上我要走，一辈子都是贤妻良母的她，怎么也不明 白我为什么总是“云里雾里地不安份”，找不到理由说服我留下只好任由我去，并一直跟着 我看着我上车。
母亲难过的样子一直让我愧疚，她站在那里看着火车越开越快，越来越小的身影，很快就消 失在我视线的极处。我鼻子一阵阵发酸，像是去茫茫大海中孤身探险，生死未卜，小时候背 着一筐鸡蛋到青岛“搞投机倒把”时就是这种感觉，母亲每次都看着我远去，她远比我自己 更担心害怕。我自己尚不知多久才能回来，还能不能回来，就更无法安慰她了。
我不想离开青岛就像不想离开母亲，从十三岁开始青岛养育了我，使我这个小学毕业的乡下 姑娘成为一名油漆工，继而成为即墨路市场最早的个体户——一名自产自销能养活十多名工 人的小老板。市场上刚开始从南方往回贩面包服时，我就能组织生产了；城市人还在以“下 海”为时髦时，我已经从“海”里上“岸”来了；城市人还不知道股票为何物时，我已经作 为第一批股民赚了一大笔了，尽管后来也被“套牵”。
多年来，我一直在追随前沿的东西，同时也被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着，一旦稳定下来形成定势 ，我就会顿感索然无味，我不习惯于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复制般的生活，而却能从动荡 中感到一种乐趣。尽管注定这是潜在的悲剧，漂泊多年后才明白“安居乐业”这个词的真正 要义，居不安，何业可谈！
可是，青岛之大，却找不到我这种身份能够圆梦的机会，这里墨守成规，把出身背景当作首 位，而不是看你的能力怎样。我想开放的前沿也许会灵活和宽容一些吧！
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我浮想联翩。记得在作家班毕业的留言本上，有位很有才气很现代的女 同学在“爱好”栏里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流浪”二字，当时都觉得她新潮，用羡慕的目光看 着她。而此刻，亲身感受流浪寻找所谓人生价值的我，却像一艘即将沉没的小船，除了对生 的一线希望，只有听天由命！
火车发出低沉的长鸣，车厢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有说有笑，都在互相交流各自到达的目 的地，而我不想跟任何人打招呼，眼睛里充满热乎乎的液体！我的南下尽管早有打算，但一 直没有确定，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会不会收留我，也没有跟朋友们告别，此刻只有在心里 默默地说：再见了青岛，再见了帮助过我的朋友，只要活着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离不开青 岛和青岛的朋友们！
火车不知疲倦地跑着，白天跑了晚上跑，不知过了多少名山异水多少城市和站口，这些 似乎都与我没有关系，“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是对那些有闲情逸致的人而言，对我来说太 浮华，太不实际了。我是要到人才荟萃的广东圆梦，圆梦首先要谋生，谋生至少需要一个住 处，一份工作，我希望能顺利地见到朋友阿青。
阿青是我到青岛后认识的第一位文友兼启蒙老师，当时我还是服装个体户，作品寄出去很多 ，印成铅字的却很少。她家就住在我摊位的下面，她进进出出看我整天把摊子扔在一边低着 头看书，就替我着急，说像我“这样做生意，不赔本才怪呢”！
当时她正在忙第一部长篇小说，交往中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点，热心、坦诚、直率，说话从 不拐弯抹角，渐渐地我成了她家的常客。她出身部队高干家庭，养尊处优的背景跟我截然相 反，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全新的富有魅力的世界，而且充满活力和契而不舍的韧劲。让我永 生难忘的是，她对我的鼓励入木三分，直接刻到我的骨髓里：“文章写多了，也能改变人的 命运”。
也许说者无心，而我这个听者却留意了，这话成为我坚持学习和写作的永恒动力。
后来阿青在广东自已创办了一张生活类报纸和一个文化发展公司，以商养文，自已任报社总 编兼公司总经理。她每期都给我寄报纸，也经常通电话，但怕她阻止我来广东，我没有事先 征得她同意。我知道她经常出差，希望不会恰好让我碰上。
我在心里不停地祈祷！
走进惠州
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到广州已是傍晚。车站广场上仍然人多为患，接人的、招揽住旅馆、 坐车生意的把出口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坐在地上的人和包裹一望无际，像是那个地区大迁移 ，让人想到了中国人口的过剩和计划生育的严重性。好在我没带多少行李，很快挤出了重围 ，找到一辆跑汕头、经过阿青那个城市——惠州的汽车。
汽车是辆私人中巴，上不满人就在车站前兜圈子，边兜边喊，直到连过道上行李上都坐满了 人为止。有两个北方人等不及要退票，被几个满脸横肉的车老板三言两语就震住了。我干脆 闭上眼睛睡觉，车跑与不跑、是不是拉我到目的地也不管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听到有人在喊：“下车了，下车了，吃饭的吃饭，方便的方便”。
这是半路上的一个小饭店，无论你吃不吃饭，方不方便都要下车，说是为大家的行李着想， 半小时后再上车。这时我发现自己太需要睡眠了，这是火车上两天两夜没合眼的结果。黑沉 沉的夜海中，小饭店的灯光显得有些贼亮，让人想到了古典小说里的野店。一车人像犯人一 样被赶下车，车老板们进了小饭店的单间，车上的人有蹲在车边抽烟的，有在啃干面包的， 很少有人掏钱买饭。我到小店里要了一份十元一盒（这是最便宜的，在青岛最多值五元）的 快餐，尽管那菜又辣又甜味道很怪，米饭也没法下咽，但我还是当药一样吃得一干二净，我 知道“饭是钢”，必须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去圆梦。
到惠州是下半夜的一点多，车还没停稳，一些摩托车就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过来。这是郊外， 周围一片漆黑，我既不敢打听路，更不敢让摩托车“送送”。尽管没有值钱的行李，但如果 有人真要抢走我包里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我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听见。我甚至还想到，若是 把我当有钱人给折磨一顿或杀了，也没人知道。
我越想越毛骨悚然，硬着头皮装作认识路的样子，边朝远处一个明亮的灯光走，边对追着我 不放的摩托车说“有人接我”。我希望那灯光是个有公用电话的饭店或旅馆，能让我给阿青 打个电话，至少安全地呆到天亮。
走近一看，那是个工厂的传达室，里面看大门的老人从窗口看到我大吃一惊：“就你一个女 人？没出什么事吧？你可真大胆！”
他说着敞开传达室的门让我到里面去。他说他是湖北人，来这里两年了，知道这里很乱，经 常有人被抢劫，附近还发生过两起命案呢。他好心地告诉我：“以后一个女人晚上千万别到 这种地方来”。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阿青曾在电话里提到过这边的治安问题。
老人打开锁着并写有“电话不外借”的电话让我用，但阿青家的电话一直是嘟嘟的忙音，显 然是晚上睡觉前没扣好。凌晨三点多的时候，老人让我到里面先睡一会，说里面靠门的钢丝 床空着。我连谢没说就进去了，里面有四张床，都罩着蚊帐，其它床上显然还睡着人，不 时地发出熟睡的鼾声。我管不了太多，放下蚊帐倒头睡去。
早上六点钟左右，老人把我叫醒，说他跟我的朋友联系上了让我听电话。我像触电一样蹦了 起来，听到阿青熟悉的声音，一颗悬了好几天的心落地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庆幸她没 有出差！
然而，阿青听到我已经到了惠州，气得一时语塞，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才在电话那头训孩 子一样地说：“简直胡闹，我昨天差一点就出差了，我不在你两眼一摸黑怎么办？自己打的 到市政府门口，到了后给我打电话”！
我像重重地挨了两个耳光，从头凉到脚，差点把电话一摔走人。从小就这牛脾气，听好话要 我的头都给，若是跟我来硬的，那无论你多么权高位重，我多么的山穷水尽，都不会低声下 气。我母亲经常说我是“属毛驴子的，要顺着毛”。阿青第一次跟我发火，让我大感意外， 我们是那么的投缘，无话不聊，即使她成为公认的“女强人”后还给我打长途一聊就是半小 时。可我现在千里迢迢来到她门上了，她却……我一下像放了气的皮球，连见她一面都不想 了！
我准备自己去找工作，买份报纸找招聘启示，到劳务市场或人才交流中心，发表了那么多文 字还找不到一份文职？
但还没找到报摊，气就消了一大半。我对自己说：也怪自己太莽撞，既来之则安之，即使走 也要让她知道为什么！
我决定跟她见个面再走。
第一次当编辑
“刚才放下电话有没有骂我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阿青的态度转了一百八 十度，脸上挂满了久别重逢的灿烂的笑容。我的气顿时烟消云散了，也笑着说“骂了，还想 扭头就走呢！”
阿青帮我提着行李，我们一边说笑，一边往她的“总编室”走，出出进进的报社员工都恭敬 地称她为“总”，没话找话地跟她打招呼，我星星跟着月亮沾光，也赚了些敬重的注视。“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突然发现阿青也确实变得有些“老板派头”了，气质里透着一 种原来没有的威严。
“你来的很巧，下午有个河南记者也来，正好晚上给你们一起接风。”阿青说这个记者曾因 一起名人官司名扬四海，是名副其实的“名记”，要在她的文化总公司里工作。
她问我：“你呢？想留下，还是玩几天就走？”
“有合适的机会就留下”。面对巨大的希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时，我觉得阿青就是那 个改变我命运的人了。
晚上，阿青财大气粗地在一家不小的酒店给我们接风，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见什 么都很新鲜。那是我第一次喝八宝茶，奇怪那一米多长的水壶嘴冲茶竟一点也外溅，当地人 说着“鸟语”笑得前仰后合我却一句也听不懂，菜还没上先端上一锅汤……
“名记”比一般的广东人高出一头，瘦得像竹杆，智慧的脸上写满忧郁，好像思考着全世界 的忧患。他说比我大五岁，我一点也没怀疑，后来才知道他还比我小一岁。经过“饭桌上的 答辩”，阿青当场拍板让他当总公司的副总，我任子公司经理。这里的人事关系就这么简单 ，老板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饭碗和身份地位。
子公司是个经营电子元件的小商店，共三个服务员，原来的经理连老婆女儿姨子舅子都拉进 来，一年亏了十几万，阿青说早就想炒他了。
“你经商多年，肯定能行。”在阿青眼里，经商是我的强项。
“其实我对经商早已经厌卷了，从事文字工作才是我的理想。”我实事求是地说。正担心阿 青会怪我不识抬举，没想到她灵活的思维飞速地为我着想起来，她说报社里有位宁夏的 副刊编辑要回老家，一时还没想好合适的人替代，当场答应：“那好吧，你作家班刚毕业， 给你个学有所用的机会”。
我就这样成为报社编辑了，像做梦似的不真实，当晚我兴奋得通宵未眠。这里就这么灵活而 宽松，只要你有能力且肯为老板卖力，机会随时为你准备着，我就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我 庆幸自己没打招呼就来了，且来的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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