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如果被 抓，鸡蛋会全部没收，村里人都是暗箱操作，偷偷地到集上买回来，然后夜里出村贩卖到青 岛。母亲想找个人带带我，人家也答应了，但却悄悄地走了，显然不想与我这个“雏子”为 伍。连续几次，我骨子里的“应战”细胞给激活了，毅然决然地对母亲说“谁也不跟了，我 自己坐火车去。”
投石探路，母亲只给我装进篮子五十个鸡蛋，让我上路了。到火车站二十多里路并没觉得多 远，天亮开始走，上午十点前就到了。在车站买上车票后，我发现检查人员抓了几个中年妇 女，她们的鸡蛋篮子太显眼，连我这个外行一眼都能看出是搞“投机倒把”的。而检查我的 那人只问了我“去青岛找谁？有没有人来接？”就没再问下去，可能是我年龄太小，不忍心 为难我吧。稀里糊涂地跟着别人上了跑青岛的火车，我知道车到头不跑了就是到青岛了，等 车上人都下车时我就下车。下车已是傍晚，我跟着人群走出车站，然后将篮子摆在一个路灯 下开始卖，没想刚摆下就被一个人全买了，而且没讲价，退去车票还挣一元多。
紧接着，我又跟着一些挎篮子的人上了往回开的火车，甚至没买车票。车到我下车的小站已 经是午夜，车站候车室的连椅上已经躺满了人，我只好席地而坐，等待天亮赶路。
第一次开路“探险”成功后，人们对我刮目相看了，我不去找她们（多数是妇女）她们也会 来找我做伴，从此，我成了村里庞大的鸡蛋贩运队伍中的一员。那时我已会骑自行车了，每 天四处赶集收购鸡蛋，两三天够拿的了就跑一次青岛。乘客车没几次，就改乘拉煤的货车了 ，因为那能节省一元九角的车票钱。往青岛跑的货车都装满了煤炭，我们就趴在煤的上面， 下车后，就认不出谁是谁了，大家的脸上也跟煤一样黑。我们都是三五个人，黑天前赶到车 站，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埋伏在暗处，只要是拉煤的车停下，我们就偷偷地溜到后面暗处的 车厢往上爬。煤炭车不等人，经常人还没上完车就开了，剩下一两个人再想办法。
有几次我一个人被剩下，不敢在漆黑的外面，就跑到候车室去等。有车停了，我不管明亮的 站台上有没有人，敞开门就往上爬。有时也被车站上的工作人员看到，但觉得就我一个人， 也没管我，要是人多，肯定会被赶下来。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爬上去等了半天车没开， 想抬头看看，没想到，车下一个拿指示灯的人还压低嗓音提醒我说：“要开了，快趴下”！
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被拉到青岛四方煤厂。但也有时不正常，被拉到了莱阳、海阳等烟台线 上，我们只好再乘第二天的客车直达青岛。同样，往回跑的空车，在我们那个站也经常不停 ，把我们拉到一些不知名的站上去是屡见不鲜的事。渐渐的，我们都学会看信号灯了，尤其 到蓝村时都特别注意信号灯的转换，一看要往左拐弯，我们就赶快下。
火车整天在我们身边疾驰而来，呼啸而去，危险无处不在。经常因为车没停稳就抢着上，或 下晚了车开着往下跳，被拖出几米远或摔得皮开肉绽。同时，我们怕人看见或要到里面的一 些 车道去上车，不得不从火车底下爬来爬去穿越铁轨，有时火车已经“撒气”要开了，我们还 在车底下爬来爬去，火车就擦着我们的屁股来回跑。有时也被人看到，当然，都会喊同一句 话：你们不要命了！
常在河边转，难免不湿鞋。最终我还是遇上了危险，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我们经常空等一 宿，所有车都不停。车来了，平时是有劲的人前面先上，然后回过头来帮后上的，但那天， 我们在雪 地里等到下半夜三四点才有车停下，手脚都冻麻木了，谁都不敢第一个上，刚被叫醒的我， 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的状态，就一马当先地爬了上去。在最顶上要一只手把住，一只 手往车箱里放那两个筐子，而我被冻僵的手脚还没有恢复知觉，终因把持不住与两篮子鸡蛋 一同摔了下来，下面全是铺铁轨用的石子。
不知昏过去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好像在做梦，耳边有人说“醒来了，快 上。你运气真好，车停了这么长时间，好像就在等你呢！”我渐渐地清醒过来，这时我发现 五六个人都已经在车上面了，有位我一直叫她“嫂子”的人陪在我身边，她显然急得不行了 ，不停地说“快，快起来，你先上”。
我听话地爬起来上了车，她替我背着已经碎成一锅汤的鸡蛋。上面的人问我“不要紧吧？” 我说“没事”，然后都像往常一样各自找出塑料布铺在煤上睡觉。那天，车跑得出奇的快， 一路上几乎没再停就到了青岛，也就是早上六七点钟。我们找地方洗了洗脸，就到市场上 卖鸡蛋，我把碎了的该扔的扔了，该卖的卖掉，上午都处理完了，而别人才卖了不到一半。
这时，我觉得头一阵阵发疼，开始是整个头都疼，后来是局部疼，在车上时，我就觉得头巾 沾糊糊的，可能是碰破那里出血了，就把一个盖鸡蛋的包袱围在头巾的上面。我想上点紫药 水就好了，在家里遇上这事都这样处理。正好有个经常买我“挤窝”蛋的大姐，刚从家出来 要上中班，听到我“碰破点皮”要紫药水，就把我带到她家里。但当解开我头上的围巾和包 袱时，她不给我敷药水了，一定要带我到医院，并让丈夫给她请假。
没打麻醉，缝了四针，疼得我哭出了声。我至今还记得大夫吃惊的表情，她一边给我消炎， 一边问怎么摔的，还不解地问“昨晚上受的伤为什么现在才来？幸亏你包的严实，没有受风 ，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后来那位大姐告诉我，当时看到我头上“破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脑骨破了一个洞，还直往 外冒水”，她吓坏了，所以才请假带我到医院。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绷带，头上仍然围得厚厚的，像往常一样跟同伴们回到了家里。母亲却被 吓坏了，又是抹泪，又是上香，一再说感谢老天让我捡了条命，她说什么也不让再去了。
但我不认输，说伤口要“抽线”，第三天就又上路了！
辍 学
我不是唯物论者，但我从很小就知道，如果没有物质做基础，根本没法谈别的，这是非常现 实的，也是非常残酷的。就像我的学业，最终能够读完研究生课程，没有物质生活上的跨越 是没法完成的。在我们那个村，在我之前从没出过大学生，女孩甚至没人上过初中，连老师 也不是大学生，都是高中生教初中，初中生教小学。我的父辈跟全村的人一样，遵循“女子 无才便是德”，让女孩子能上完小学，就等于完成了学业。
那是一九七三年，小学毕业的我十二岁，当时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升入初中，但我不得不辍 学。我们村没有初中，必须带着午饭到外村去上，而我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午饭带什 么就成了问题。班主任跑到我家好几次，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最后说学校已经研究好了，减 免我的所有学杂费，并说“要恢复高考了，她学习这么好，考上大学非常有希望！”父母却 坚持“女孩子认识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这种家庭养不起学生”，谢绝了老师的好意。
全村人都替我惋惜，一直是学习班长的我，语文考试几乎都是前一、二名，考第三名就会被 认 为是“骄傲了”，尤其是作文，在全班传阅是常事。我倒没觉得自己记忆力有多好，但人们 却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过目不忘”，叫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从老师那里传出 来的。记得有一次我没去上课，放学后有位很少来我家的女同学来找我一起去拾草，说话间 她突然问了一个课本上的问答题，我答了，并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今天上课老师提问这一个问题了，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老师说你在的话你肯定知 道。而有人说‘不一定’，所以明天老师肯定问你这个问题。”
果然，第二天一上课，老师就单刀直入提问我，我当然答对了，老师说“昨天谁不服了？” 没人吭声。
“人穷志短”，我时常为了人家给我的一块铅笔头或用了一半的旧本子，就会没原则地给人 抄作业，在同学们眼中，我答的题肯定是对的，所以，谁跟我一个桌，谁的作业题答案都基 本跟我一样，为此我常和对方一起挨批评。可是，学习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人家有吃有穿有 饭带，可以到外村上初中，可以坐在知识的殿堂上忙着学习，忙着准备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 ，而我却必须为了全家老小不饿肚子，每天跟大人一样风餐露宿四处奔波！
辍学后彻底与书绝缘了，我的生活失去重心，经常会在车站或大集上捡拾有文字的东西，那 怕是一张脏乎乎的废报纸或一本没头没尾的破书本，无论什么内容，我都会在第一时间读完 ，否则不能入睡。当时是用煤油灯，为了节约油，母亲要求全家在天黑后尽量早睡觉，而我 经常会半夜起来挡起灯光，通宵达旦地读一些不知名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拾到一本破烂不堪 的《向沈秀芹同志学习》，尽管是本公益宣传书，我却一字一句地读完了，熬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我去倒灯油，被母亲训了一通：“怎么你房间的油比喝还快？如果都像你这样，咱家 连灯也用不起了！”
生活是那样的不公，而人又总是充满寻找平衡的愿望，我就是被这种愿望一步步地推着走的 人。我被贫困的生活吞没了，但我寻找平衡的愿望却更强烈了。尤其在以后的岁月里再碰到 同学们时，从他们的眼神里再也找不到我班长的位置了，甚至还看到了同情或蔑视。这是一 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说不上是屈辱还是什么别的，总之，被激发的自尊越来越膨涨，当时 我就暗下决心：将来只要有饭吃就一定要走进大学的殿堂！
错过的机会
是谁说过“机会是专门垂青那些有所准备的人”，这话真是绝句。在我的学业道路上，也曾 遇到过一次梦一般的“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如果当时抓住了，我的命运可能就要改写！遗 憾的是，我做好了去抓的准备，而我的环境却不允许，就像我不得不辍学一样放弃了机会！
那是我刚开始贩鸡蛋时，坐客车来回车票要三、四元，而我们最多一趟挣五六元钱，如果买 票 就所剩无几了，所以，逃票是经常的事。有一次路上查票，我像往常一样立刻钻到了座位下 面，当时我让座上一位白发老人用腿挡挡，别让查票的人看到。这位老人也很帮忙，直到查 票的人出了这节车厢才说“丫头，出来吧，没事了。”
我对他充满了感激和信任，但那时连句谢谢都不会说，只是羞愧地笑了笑。他问我：“你这 么小怎么不上学呀？”
于是，我就跟他讲起了我的家境和学业，他说他是教书的，要到青岛疗养，也吃过很多苦， “那比你贩鸡蛋更苦，我妻子因为我连命都搭上，我也绝望得不想活了，但坚持下来就是胜 利，现在也给我平反了”。他鼓励了我很多，说你的生活将来肯定会好的，要多读书，只要 肯努力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我听得懵懵懂懂，只会不住的点头，第一次碰到这么有学问的人跟我平等的聊天，我深感受 宠若惊。下车时我们互留了地址。
这个地址和名字一直刻在我的骨头上，后来在复旦大学读书和在广东报社做采编工作时，我 还多次写信与老人联系过，但均石沉大海。如今，不知老人是否健在，但他鼓励的话语和慈 善而忧郁的面容，却在一直印我脑海里清晰如初。
事后没多久，有一天母亲一脸严肃地把我单独叫到屋里，并关上了门，审犯人似的审问了半 天：“你在外面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一头雾水。母亲紧接着说：“如果什么没有，为什么人家会无缘无故地给你寄钱？还想把 你弄到城市去？”
母亲把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摔到我面前，斩钉截铁地说“给人退回去，咱们人穷志不能短” ！
我这才明白，老人给我寄来了三十元钱，并附有一封写满了四页纸的长信。汇款单和信是几 经周折才到我家的，先是送到学校，学校又送到大队，大队找人送到我家，显然早被拆开看 过多遍了，信口开着，信纸被看得有些破烂了。信上很多我不认识的繁体字，事后是找一位 老师给我读的。内容主要说，他外甥女住在他家复习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如果我愿意， 可以去跟她同住，一边学习一边帮他做家务，学习和吃住的一切费用他给我出。如果我去， 这钱是路费，如果我不去，这钱就用于买我喜欢的书读！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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