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
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
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
加入“俱乐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
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
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
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
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领土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区域扩大到东斯洛文尼亚。在
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
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
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
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
一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其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
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
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
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
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
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
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
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
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
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
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
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
一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
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
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同叶利钦总统一样，
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
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也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一样，采取了强硬立场。结果，当
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受到压力去推动和平进程时，它们与其波斯尼亚亲族的关
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克罗地亚人中这些问题不甚严重，因为波斯尼亚克族至少在形
式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同意加入穆克联邦。由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
拉季奇之间对立的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冲突则日益紧张和公开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
拒绝了米洛舍维奇赞同的和平计划。急于让西方结束制裁的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中断与
波斯尼亚塞族除食品和药品以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作为回报，联合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
的制裁。第二年，米洛舍维奇允许克罗地亚军队将塞族人从克拉伊纳驱逐出境，允许克
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力量将塞族人赶回到波斯尼亚西北地区。他还与图季曼达成协议，
答应逐步归还被塞尔维亚人占领的东斯洛文尼亚，交由克罗地亚控制。在几个大国的支
持下，当时他事实上在代顿协议的谈判中为波斯尼亚塞族“代言”，并把波斯尼亚塞族
代表并入了自己的代表团。
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使联合国解除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使他得到了在某种程度上
感到意外的国际社会的谨慎认可。1992年时的民族主义者、侵略者、种族清洗分子和大
塞尔维亚战争贩子，于1995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平缔造者。然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
说，米洛舍维奇已成为叛徒。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东正教会领
袖的谴责，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塞族人则严厉地指控他犯有判国罪、他们的这一做法，
无疑是与约旦河西岸犹太居民对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协议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
一辙。在断层线战争中，和平的代价便是对亲族的背叛。
被战争耗尽了精力、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刺激和压力的第二和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改
变了它们的态度，不论是由于温和派取代了极端主义者的权力，还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
的极端主义者发现成为温和派对自己有利。但是，他们的改变要冒一定风险。那些被视
为叛徒的人会激起比对敌人还强烈的仇恨。克什米尔穆斯林、车臣人和斯里兰卡僧伽罗
人的领袖也遭到了与萨达特和拉宾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指控为背叛事业，企图与头号敌
人妥协。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了一名奥地利公爵。在代顿协议之后，
米洛舍维奇最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
如果一项结束断层线战争的协议反映了该地区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地区均势，以
及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它即使是暂时的，也是一个成功之举。把波斯尼
亚按卫％与49％的比例划分开来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制这个国家70％的领土时是不
可行的；它只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进攻使塞族控制的领土减少了几乎一半之时才是可能
的。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
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
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
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
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
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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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
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场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
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普遍国家的公民“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倾
向于将其视为希望之乡、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当英国
统治下的和平达到顶峰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
“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
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
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
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
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
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
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
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
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
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
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
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
于zo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
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
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发现了可分为七个
阶段的共同模式。（见上文第二章）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
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
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
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已走出了冲突阶段。
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安全区，除了偶然发生的鳄鱼战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
可设想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其
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
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
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
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
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
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
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
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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