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
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如果为其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动力在zi世
纪的前20和30年减弱，那它就极有可能发生。到那时，好战者、老战士和移居者的队伍
将缩小，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和穆斯林同其他民族（见第十章）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
减少。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虽不会变得密切，但冲突会减少，准战争（见第九章）
可能会让位于冷战，甚至可能是冷和平。
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
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
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
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
重塑国际体制。伊斯兰教的复兴像包括基督教改革的同类运动一样，也将留下重要的遗
产。穆斯林将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和把他们区分于非穆斯林的东西。新一
代的领导人不一定是原教旨主义者，但将比他们的前辈更信奉伊斯兰教。本土化将加强。
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
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
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
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
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
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或者，如果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继续发展，它们可
能会在发展方面提供一个“伊斯兰模式”，以此与西方和亚洲的模式相竞争。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
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
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
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
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
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
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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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
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
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
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
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
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
程度。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
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
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
国家。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国对藏
族、维吾尔族，俄国对挺靶族、车臣和中亚穆斯林就是这样）。历史关系及均势的考虑
也使一些国家抵制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格鲁吉亚和俄国都是东正教国家，但格鲁吉亚历
史上反对俄国的控制，却与俄国有密切联系。越南和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但它们之间历
史上也相互为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
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
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
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
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
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
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
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
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联合国
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幼d利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
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应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
项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任何一个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区，只有通
过该国的领导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代替区域性权力，当核心国家在与
本文明其他的成员国的关系中行使区域性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成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
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
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
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
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发挥那方面的作用。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
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地、权威地同波斯尼亚发生联系的伊斯兰
核心国家，就像是俄罗斯之于塞尔维亚人、德国之于克罗地亚人一样，美国便迫不得已
地尝试充当这一角色。由于美国在那个区域没有战略利益，该区域的国家边界是在前南
斯拉夫时期划定的，美国又与波斯尼亚没有任何文化联系，而欧洲国家又反对在欧洲建
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美国这样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
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另一方面，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
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西方边界的形成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国家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有阻
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共同目标。这个集团有多种称呼：“自由世界”、“西方”或“盟
国”，它包括了许多国家，但并非全是西方社会，如土耳其、希腊、日本、韩国、菲律
宾、以色列，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区域，如台湾、泰国、巴基斯
坦。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异质性略小的国家集团，它包括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希腊除外），
几个历史上属于西方的国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还有印度，有时还有一个或多
个非洲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个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团四分五裂了。苏联体系
的瓦解，特别是华沙条约的解体是急剧的。冷战期间多文明的“自由世界”正在更缓慢
地但与此类似地重组为一个新的或多或少与西方文明范围相一致的集团。一个边界形成
的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它涉及到如何定义西方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
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首先被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内部集
团所环绕。这些国家全都同意取消货物和人员往来的一切障碍；然后是其他成员国，如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希腊；1995年成为其成员国的奥地利、
芬兰和瑞典；以及当时的联系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
马尼亚。为反映这一现实，1994年秋天，德国的执政党和法国的高级官员各自提出了建
立一个有区别的联盟的建议。德国的计划是，由最初的成员国减去意大利组成“硬核
心’，由“德国和法国组成硬核心之中的核心’。硬核心国家将努力迅速建立一个货币
联盟，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一体化。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
迪尔提出建立一个三重联盟：五个赞同一体化的国家形成核心，其余的成员国形成第二
环，而正在通往成员国路上的新国家构成外环。随后，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详细阐
述了这个概念，提出“‘伙伴’国家的外环由东欧和中欧国家组成；中环由同意接受某
些领域的共同规则（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的成员国组成；内环由那些愿意并能够在
防务、货币一体化。外交政策等方面比其他成员国走得更快的国家结合而成”。（注1）
其他政治领导人也提出其他类型的安排，然而，所有这些安排都涉及到一个由联系更紧
密的国家组成的内部集团，由与核心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组成的外部集团，直到
达到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分离开来的界线。
在欧洲划定那样一条界线是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冷战期间，
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并不存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人们必须面对和需要回答这
样的问题：欧洲是什么？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都被大片水域所确定，南部的
边界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相一致。但是，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呢？谁应当被视为欧洲
国家，并因此成为欧洲联盟、北约和类似组织的潜在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这条伟大的历
史界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
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
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
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
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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