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这

    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

    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而采用英语作为国语。毫不令人惊异的是，这一

    观点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

    须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论据是，“这些（非西方）社会的宗教价

    值、道德设想和社会结构至少同工业主义的价值和实践相异化，有时还相敌对。”因此，

    经济发展要求“根本地和建设性地重建生活和社会，而且，正如生活在这些文明中的人

    所理解的那样，常常要求重新解释生存本身的含义”。派普斯在明确提到伊斯兰教时提

    出了同样的观点：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

    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

    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

    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

    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

    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

    在派普斯写这些话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马尔（凯末尔卜阿塔蒂尔克已经得出了

    类似的结论，并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土耳其，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

    既西方化也现代化。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

    “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

    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20世纪末，一些国家正在追

    求基马尔主义的选择，并试图用西方的认同来代替非西方的认同。它们的努力将在第六

    章中进行分析。

    改良主义。拒绝意昧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

    做法。基马尔主义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

    化，用从另一个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第三种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

    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

    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国的晚清时期，人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日本，口号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在19世纪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

    里“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然而，这一努力失败了。结果，阿里

    注意到，“埃及的命运不是日本的没有文化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命运，也不是通过文

    化西方化来实现技术现代化的基马尔的命运。”然而，19世纪后半叶，贾迈勒·阿富汗

    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论证了

    “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并为接受现代思想和体制，无论是

    科学、技术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提供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理

    论基础”。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改良主义，倾向于基马尔主义，它不仅接受现代性，而

    且接受西方的体制。这种类型的改良主义是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50年中穆

    斯林精英对西方的占优势的回应，其时它先是受到基马尔主义兴起的挑战，然后又受到

    以原教旨主义为形式的更纯粹的改良主义兴起的挑战。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问题的解答，建

    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

    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

    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

    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绝主义和基马尔

    主义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功可取性方面存在着冲突，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是否可以在

    没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

    图3．1用图解法表示了三种行动路线。拒绝主义可能停留在a点上；基马尔主义可

    能沿着对角线移向b点，改良主义可能水平地移向c点。然而，社会实际上沿着哪条路线

    前进呢？显然，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都循着自己的路线，它们可能相当不同于这三条原型

    路线。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埃及和非洲已经沿着“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

    程走向 d点”。在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的回应中存在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任何一般模式，

    在其程度上，它可能显示出沿着 a到 e的曲线。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

    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

    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

    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

    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

    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

    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倩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

    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

    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表3．2的简单形式指出了这一变动的过程。

    这一假设的一般模式与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是一致的。雷纳·鲍姆检验了一

    系列可以得到的关于“不变性的假设”的证据后，得出如下结论：“人们不断地寻求有

    意义的权威和有意义的个人自主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中。在这些方面不

    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质化世界的趋同。相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早期现代阶段以独特

    形式发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着不变性。”正如弗罗本纽斯、斯宾格勒和博兹曼和其他人

    所详细阐述的，借鉴理论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

    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几乎世界上所有

    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有些是几千年。有记录证明，它们都借鉴过其他文明

    来增强自己的延续。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

    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

    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

    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样，信仰伊

    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实质上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接受、估价和利用他们的“希腊

    遗产”。由于对借鉴某些外部形式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如何忽略希腊思想体系

    中可能同‘真理’相冲突的所有要素，这些真理已被确立在他们奉若神明的古兰经的规

    范和戒律中。日本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公元7世纪，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

    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

    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

    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在所有这些阶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独特性。

    基尔马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

    到证实。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斗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

    个普遍的命题而成在。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

    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客现规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

    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

    工具文化的“特点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间目标，它们分离于并独立于最终目标”。这些系

    统“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日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革新自身……这样一些系统的革新可以显

    得没有根本改变它们的社会体制。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性服务”。相反，终极系统的

    “特点是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

    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

    无所不在。这样一些系统一直敌视革新”。阿普特尔使用这些范畴来分析非洲部落的变

    化，艾森施塔特把类似的分析运用于一些伟大的亚洲文明，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

    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

    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

    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和伊斯兰

    社会必须同时放弃现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时接受两者？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除日本

    之外，新加坡、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

    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基马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

    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中国显然开始走上了改良道路。

    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派普斯用下述论据来支持其西方化

    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观点：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润、禁食、遗

    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相冲突。然而甚至他也赞同地引用了马克辛·罗丁森的话：

    “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碍穆斯林社会沿着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

    道路发展”，他还认为，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方面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

    或利用先进武器。现代化并不要求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体制，因为选举、国家

    边界、市民联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标志，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伊斯兰教作

    为一个信条可以满足管理顾问和农民的需要。伊斯兰教法没有就伴随着　现代化的转变

    说任何话，诸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或从社会静止向社会流动

    的转变；也没有冲击诸如大众教育、高速通讯、新形式的运输工具或医疗照顾这样一些

    事物。

    同样，甚至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绝使用电子函件、

    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

    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

    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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