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哈尔：哦……我认为你已经达到了这一点，我会说在你头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你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戴维：那好，就把它写进理性反应栏。写下在你生命中的头四十年里所有好的、适当的事情。你已经挣到了钱，你已经抚养了很杰出的孩子等等。

    哈尔：好吧。我可以写下我已经取得成功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家庭。我们已经培养出了三个杰出的孩子。人们景仰我、尊敬我。我已经让我自己融入了群体活动中。

    戴维：好，这些是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你怎样把这些东西与你相信自己有欠缺联系起来呢？

    哈尔：噢，我本来可以再多做一些。

    戴维：好极了！我相信你已经领会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贬低你的优点。现在，写下拟订另外一个消极想法：“我本来可以再多做一些。”真不错！

    哈尔：好，我已经把它写进第五条了。

    戴维：是吗，那么你对这一条的回答是什么？

    （长时间的沉默）

    戴维：是什么？这一想法的扭曲是什么？

    哈尔：你真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戴维：回答是什么？

    哈尔：毕竟，我确实比大部分人做得要多。

    戴维：没错，而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一点？

    哈尔：百分之百相信。

    戴维：太棒了！把它写进理性反应栏。现在，让我们回到“我本来可以再多做一些。”假定你是霍华德·休斯，你正坐在他的车上，手头有成百万上十亿的钱。你会对让你感到不快乐的东西说些什么？

    哈尔：哦，我正在想呢。

    戴维：读一读你写在纸上的东西。

    哈尔：噢。我本来可以再多做一些。

    第9章 悲伤不是抑郁(5)

    戴维：你永远都可以说这些，不是吗？

    哈尔：没错。

    戴维：难怪许多拥有了名声和财富的人不会感到幸福。这仅仅是完美主义标准的一个例子。你可以努力努力再努力，而不管你体验到了多少成就，你总可以说：“我本来可以再多做一些。”这是一种专断地惩罚你的方式。你赞成不赞成这一点？

    哈尔：噢，是的，我明白这一点。不是只有一个因素可以使人快乐。如果钱是快乐的唯一因素的话，那么每一个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都会得上欣快症。但是个人的幸福和满足还要有比金钱多得多的条件。并不是因为追求这个而麻痹了我。我也从来没有把追求金钱作为目的。

    戴维：那你追求什么呢？你是在追求养活一家人吗？

    哈尔：这对于我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够养活孩子。

    戴维：为了养活孩子你会做什么？

    哈尔：喔，我会和他们一起工作，教育他们，和他们一起玩。

    戴维：那他们怎么样呢？

    哈尔：我认为他们很棒。

    戴维：好，你可以写下：“我有欠缺。我是一个失败者。”你怎样将这一点与你的目标是抚养三个孩子和你所做的一切协调起来？

    哈尔：确实，我又没有把它考虑进来。

    戴维：那么你是怎样把你称做失败者的？

    哈尔：我已经有好多年不能正常地挣工资……有效地挣钱了。

    戴维：因此就把你称做是“失败者”是现实的吗？这里有一个人，他已经有三年都很抑郁了，而且他发现很难去工作，那么把他称做“失败者”是现实的吗？抑郁了的人就是失败者吗？

    哈尔：是呀，如果我能多知道一些导致抑郁的原因，我就更有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判断了。

    戴维：的确，我们还不知道导致抑郁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导致抑郁的直接原因是那些打击你自己的惩罚性的有害的陈述。为什么这更多地在某些人身上发生而不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发生，原因我们并不清楚。生物化学的和基因的影响也一直还没有搞清楚。你的教养毫无疑问也是原因之一，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疗程中讨论这个问题。

    哈尔：既然没有能够证明出导致抑郁的最终原因，难道我们不可以认为失败本身是一个原因？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而我自己的一些失败导致了我的抑郁。

    戴维：你有什么证据呢？

    哈尔：我没有证据，只是一种可能。

    戴维：那好。但是要做这样一种惩罚性的假设……任何情况都是一种可能。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当病人不再抑郁时，他们会像过去那样富有成果。在我看来，如果问题出在他们是失败者，那么当他们不再抑郁时，那他们还是一个失败者。有一些大学教授和公司总裁来见我。他们坐在那里，看着墙，但这也是因为他们抑郁。当他们不再抑郁时，他们依然像往常那样开会和做生意。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抑郁要归因于他们失败这一事实？在我看来，还有其它一些东西——失败要归因于抑郁。

    哈尔：我无法做出回答。

    戴维：说你是一个失败者是武断的。你一直有些抑郁，而人抑郁时做的事情要比不抑郁时要少。

    哈尔：这么说我是一个成功的抑郁者了。

    戴维：没错！没错！作为一个成功的抑郁者部分地意味着变得更好。所以我希望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想象你过去六个月患了肺炎。你一个子也挣不到。你还会说“这使我成为一个失败者。”这会是现实的吗？

    哈尔：我不知道我怎么能那么说。因为我当然不愿意得肺炎。

    戴维：你能把同样的逻辑应用在抑郁上吗？

    哈尔：是的，我明白了。我确实也不认为我的抑郁是有意识地产生的。

    戴维：它当然不是。你想把它培养出来吗？

    哈尔：噢，不！

    戴维：你是有意识地做什么事情想把它培养出来吗？

    哈尔：当然不是。

    戴维：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引起抑郁的，那么我们就该知道怎么下手了。既然我们不知道，责备哈尔抑郁不是愚蠢的吗？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抑郁者自己产生了这种消极的看法。他们根据对事情的这种消极看法来感受和行动。你不会有意地培养它，也不会有意选择让自己无能为力。假如你是我所碰到的典型的这种病人时，当你恢复正常的看法，当你回过来以一种不抑郁的方式看待事情时，你会像过去一样，甚至比过去更富有成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哈尔：是的。我当然明白。

    哈尔欣慰地意识到，他几年来一直不成功，但给他自己贴上“失败者”的标签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消极的自我形象和他的瘫痪感是由他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想法引起的。他的无价值感是由于他只关注于其生活中的消极事件（心灵过滤），而忽略了他体验到成功的许多领域（给积极因素打折扣）。他能够明白由于他不必要地说“我本来可以再多做一些”，使得他把自己看得很严重，他也意识到，财务价值与人类价值是不同的。最后，哈尔能够承认他所体验到的症状——敏感和因循——只不过是一种疾病暂时的表现，而并不表明他“真正的自我”。对于他来说，认为他的抑郁仅仅是对于某些个人不足的惩罚是荒谬的，更不用说是由肺炎引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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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悲伤不是抑郁(6)

    在疗程结束的时候，贝克抑郁量表测试表明哈尔已经有了50%的提高。在随后的几周里，他继续用双表法帮助自己。当他试着回头反驳自己的混乱想法时，他已经能够尽量不再用严厉的扭曲方式评价自己了，他的情绪继续好转。

    哈尔离开了房地产公司，开了一家平装书店。他甚至能够一下子转变过来了。不过，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个人努力，在其试营业的第一年里，他还是不能获得与其努力相应的利润。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外在的成功并不明显。尽管如此，哈尔还是尽量避免明显的抑郁，并一直保持着自尊。当他准备把书店抛到一边时，他的财务状况一直在零点以下，但是他的自尊心并没有受到伤害。当他准备去找一份新工作的时候，他写了下边的这篇短文，准备每天早上都读上一读：

    为什么说我不是没有价值的？

    只要我还能为美好的自我和他人贡献点什么，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只要我所做的事情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只要我的存在哪怕只让一个人有所不同，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有必要，这个人可以就是我）。

    如果能够给予爱、理解、友谊、勇气、交往、忠告、安慰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我能够尊敬我的意见，我的智慧，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别人也尊敬我，那就是对我的一种奖励。

    如果我拥有自尊和尊严，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我能对我雇员的家庭生活有所贡献，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我能通过我的产品和创造对我的顾客和卖主尽可能有所帮助，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我在这一环境中的存在并没有让别人感到有什么不同，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我不是没有价值的。我是非常有价值的！

    失去爱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治疗过的一个最为严重的抑郁病人是31岁的儿科医师凯，她的弟弟六周以前在她的公寓外以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自杀了。对于凯来说最为痛苦的还在于她对他的自杀负有责任，她提出来为这一观点所进行的论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凯觉得她所遇到的这一让她苦恼的问题完全是现实的和无法解决的。她感到她也应该去死，她也应该被杀掉。

    困扰成功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的一个常见问题是负罪感。经常有这样一种倾向，你会用这样一种想法来折磨自己：“为什么我不阻止这件事呢？为什么我这么愚蠢呢？”即便是心理治疗医师和咨询师都难免会做出这种反应，并且会这样惩罚他们自己：“确实是我的错。要是上一次治疗时我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和他谈话就好了。为什么我不阻止他，看他是否有自杀倾向呢？我应该更有效地干预。是我害了他！”而且，对于这一悲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中，自杀的发生是因为受害者有趣的信念，他认为他遇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也根本不值得自杀。

    凯的自我批评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她觉得她比她的弟弟更早进入社会，所以她应该为他带路，应该在他这么长时期以来的抑郁过程中为他提供情感上的和财务上的支持来弥补他的问题。她应该安排他去进行精神治疗，为他付费，甚至让他住在自己公寓附近，以便他随时可以找到她。

    她的弟弟是费城的一名生理学学生。他自杀那天，他给凯打电话，询问有关一氧化碳对于血液的影响问题，说他要在课上运用到这一点。由于凯是一名血液专家，她认为这个问题没什么，于是不加思索的就给他讲了有关情况。她和他交谈的时间不长，因为她要为第二天早上自己医院的一个大型演讲做准备。就在她准备她的演讲的时候，他运用她提供的信息在她公寓外门前做了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的自杀尝试。凯觉得她对于他的死负有责任。

    对于她所遇到的这场悲剧，她显得异常悲痛。在开头几次治疗过程中，她写出了她责备自己并认为她应该做更多事情阻止死亡的原因：“我一直认为我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我失败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它表明我没有像我应该做的那样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本来应该知道他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中，而我却没有能够干预。回头想想，很显然他又想要自杀了。他以前已经做过三次严重的自杀尝试。如果在他给我打电话时，我能问一问他，我本来可以挽救他的生命的。在他死之前的这个月里，我好几次都在生他的气，老实说他肯定压力很大，并且感到沮丧。有一次，我记得我对他很恼怒，并且对自己说，或许他最好死掉。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内疚。或许我希望他死掉，我知道是我让他倒下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死。”

    凯试图让自己相信她的歉疚和苦恼是合适的和正当的。作为一个具有很高道德感的严刻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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