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价值、自尊或任何其他我们对它称呼的简易“图表”，一直在支撑着我，有了它，我能很自由地服药！它的确成了一个心理学家，我不必再去找哲学博士了。我发现它对许多迷惑人的事情都管用。我已经把这种看法告诉了许多朋友。斯蒂芬尼因为一个只有她三分之一年龄的秘书而搞得就跟一个散了架的家具一样；苏经常被她14岁的双生姊妹羞辱；贝基的丈夫跑了；伊尔加·布朗被她男友17岁的儿子搞得就好像是一个闯入者等等。对于他们，我都说：“没错，但是你个人价值是一个常数，世界抛给你的任何垃圾，根本不要去理它！”当然在许多情况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东西，它不可能安慰所有的事情，但是它确实有助有用！

    再一次谢谢你，先生！

    一如既往的

    内奥米

    她在痛苦中死去，但是在最后的六个月却是带着尊严死去的。

    失去肢体

    生理的残疾是我们能感受到的第二种“现实”问题。受折磨的个人——或家庭成员——会下意识地认为老年和生理残疾者的限制如截肢、失明必然会意味着幸福能力的降低。朋友们会表示理解和同情，认为这代表了人性的和“真实的”反应。然而，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情感上的痛苦可能是由扭曲的想法而不是由扭曲的身体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中，同情的反应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强化自怜的效果，灌输了一种残疾人注定比其他人更少欢乐更少满足的态度。相反，如果承受痛苦的个人或家庭成员学会改正其思想的扭曲，经常会产生一种完全满足的情感生活。

    比如，弗兰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当他丈夫的右腿由于脊椎麻醉事故而不可避免地偏瘫时，她开始体验到一种抑郁症状。六年来，她为了从紧张的绝望感中解脱出来，到各种各样的医院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包括服用抗抑郁药和进行电击治疗。毫无用处。当她来找我时，她依然严重抑郁，她觉得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没法解决了。

    她流着泪描述了在处理她丈夫日益变坏的活动能力时她所体验到的沮丧情绪：

    每一次我一看到别的夫妻能够做的事情而我们不能做时，我就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看到别的夫妻散步聊天、在泳池或大海跳水游泳、一起骑自行车，我就感到刺痛。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和约翰来说很难做到。他们顺理成章地这么做了，而过去我们也是这样。现在，假如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那该是多么地好呀。但是你知道，我知道，约翰也知道——我们不能。

    一开始，我也确实感到弗兰的问题是现实的。毕竟，他们不能做许多人都能做的事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老年人，适用于失明的、耳聋的或截肢的人。

    事实上，当你这么想时，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局限。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所有人都很悲惨……正当我困惑于此时，弗兰的扭曲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导致弗兰毫无必要的悲惨想法的是心灵过滤。弗兰挑出了每一种对她来说得不到的东西并去考虑这些东西。而她和约翰能够一起做的或者已经一起做的东西却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中。难怪她感觉生活空虚而又乏味。

    事实表明解决办法出奇地简单。我这样对弗兰建议：“在治疗期间你不妨考虑列举很多你和约翰一起都能做的事情。不要关注于你不能做的事情，学会关注你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想到月球去，但我碰巧不是宇航员，所以我不大可能得到这个机会。现在，如果我来关心在我这个年龄，在我这种职业，我极不可能到月球去，那我自己可能就会很难受。但是另一方面，我有许多事可以做，如果我关注这些事的话，我就不会失望。那么，你和约翰作为夫妻能够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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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悲伤不是抑郁(3)

    弗兰：噢，我们互相欣赏对方的公司。我们出去吃饭，我们交朋友。

    戴维：好呀。还有呢？

    弗兰：我们一起骑马，我们打牌，我们看电影。他教我如何开车……

    戴维：你看，不到半分钟，你就列出了八种你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假如在下一个疗程之前我让你继续列，你估计你能列出多少呢？

    弗兰：有很多。我可以想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去想的事情，或许还是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如跳伞。

    戴维：没错。你可能还会冒出一些更冒险的想法。要留意，有许多事情事实上你和约翰是可以做的，而你却认为你们不能做。比如说，你告诉我你们不能到海滩去。你提醒说你是多么喜欢游泳。能不能到一个更封闭一点的海滩，这样你就不至于有这么多自我意识了？如果我在海滩上，而你和约翰也在海滩上，他生理上的残疾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最近我就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塔豪湖的北部湖滨。我们游泳时，突然游到了一个天然湖滨，那里全是一些没有穿衣服的年轻人。当然，我事实上谁也没看，我只是想要你理解，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碰巧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没有了，而他却在那里快乐地与其他年轻人嬉戏。所以我绝对不相信说某个人跛了或瘸了就不能到海滨游玩了。你认为呢？

    如此“难而现实”的问题能够这么容易地就得到解决，或者说像弗兰这样棘手的抑郁症状能够以这样简单的干预方式就改变了，对于这种看法，有人或许会耻笑。事实上，她确实报告说她的不舒适的感受已经全然改变了。治疗结束后，她感觉这是她多年来感觉最好的时候。为了巩固这种进步，她显然还需要继续努力，花上一段时间来改变她的思维方式，以保证她能够克服围着复杂的心理之网旋转并且陷进这个网中的坏习惯。

    失去工作

    由于西方文化中广泛流传着个人价值和幸福生活的能力与一个人的职业成功密切关联的看法，所以许多人会发现面临着失业威胁和失去谋生能力的威胁，一种潜在的无能感侵扰着他们。基于这一价值体系，似乎认为情绪上的抑郁与财务损失、职业失败或破产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认为这种看法是显而易见和非常现实的。

    如果你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认为你将对哈尔感兴趣。哈尔是一位三个孩子的45岁的父亲。他和岳父在一家成功的商号里工作了十七年。三年前他来找我治疗。哈尔和他的岳父就商号的管理问题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哈尔一怒之下辞去工作，放弃了他在商号的利益。随后的三年，他从一个工作跳到另外一个工作，但是却很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他似乎什么事都做不成，于是开始认为自己失败了。他妻子开始整日工作以贴补家用，这使得哈尔倍感耻辱，因为他一向以养家糊口者自居。随着岁月的流失，他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坏了。他感到越来越抑郁，自尊也降至最低点。

    当我第一次遇到哈尔的时候，他在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做实习生已经三个月了。他已经租出去了几套房子，但是还没有卖出去一套。由于有一套严格的佣金制度，他在这段时期的收入非常低。他为抑郁和延迟所折磨。有时他终日躺在家里，自己在想：“有什么用？我是一个失败者。没办法工作。躺在床上痛苦还少一些。”

    哈尔志愿允许我们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治疗训练计划的成员单方面观察我们的心理治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哈尔在其俱乐部一间锁着的屋子里进行了一次谈话。一位好朋友通知哈尔有兴趣买某一套房子。你或许会认为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欢呼雀跃，因为这一次代理签约会让他对这个职业充满自信，银行户头也会涨出很多。但是哈尔却没有去签约，他拖延了好几周。为什么？因为他想：“卖掉一个商业地产太复杂了。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不管怎么说，他可能会在最后一分钟收回合同。这意味着我做不成这笔生意。而这也意味着是我的一个失败。”

    随后，我和其他成员一起评价这一治疗。我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评价哈尔的消极、自挫性态度的。他们觉得哈尔事实上不适宜于销售工作，这种工作让他来做极为困难。我以此为材料准备做一次治疗。哈尔承认他对自己要比过去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人更持批评态度。比如，如果他以为同伴失去了一笔大生意，他知道后会说：“又不是世界末日；继续努力！”而如果是他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说：“我是一个失败者。”事实上，哈尔承认他采取了“双重标准”——对待别人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而对待自己则采取严厉的、批评的和惩罚性的态度。你可能也有同样的倾向。开始，哈尔以双重标准对自己有利来为自己辩护：

    哈尔：喔，首先，我在别人那里的责任和利益不同于我自己的责任。

    戴维：好。讲下去。

    哈尔：如果他们不成功，根本不会影响我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对我自己的家庭有任何消极影响。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些事有兴趣是因为它会让一个人成功，但是……

    戴维：等一等，等一等，你说你感兴趣是因为它会让他们成功？

    哈尔：是的。我是说……

    第9章 悲伤不是抑郁(4)

    戴维：你评价他们的标准是你认为会让他们成功？

    哈尔：没错。

    戴维：你应用在你自己身上的标准会帮助你成功吗？当你说“一笔生意失败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者”时你是什么感觉？

    哈尔：气馁。

    戴维：这有益吗？

    哈尔：确实，它并不产生积极的结果，所以显然是无益的。

    戴维：那么说“一笔生意失败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者”是现实的吗？

    哈尔：确实不现实。

    戴维：所以，为什么要用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标准对待自己呢？为什么要对那些你并不怎么关心的人采用有益的和现实的标准，而对你很关心的自己却采用自挫性的、有害的标准呢？

    他开始领会到采用双重标准无益于他的生活。他对自己采用永远不会应用于其他任何人的严厉标准。一开始的时候，他为这种倾向辩护——就像许多苛刻的完美主义者一样——声称对自己比对别人严厉一点会有利于自己。不过，很快他就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个人的标准事实上是不现实的，是自挫性的，因为如果他的确努力售房了但是没有成功，他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灾难。他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想法是麻痹着他并阻止他努力的关键。结果，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躺在床上生闷气。

    哈尔要求对他进行特别的指导，以帮助他去除其完美主义者的双重标准，以便能够以一套客观的标准来判断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我建议把这作为第一步，哈尔可以使用下意识的想法，理性反应的方法。比如，如果他坐在家里不想去工作，他或许会想：“如果我不起早去工作，一天都待在家里想着工作，那就甚至没有努力的机会。我还不如躺在床上。”写下这个想法后，他会用一个理性的反应替代之：“这是一种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思想。这完全是胡扯。即便去工作半天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可能因此会感觉舒服一些。”

    哈尔同意写下下一个疗程之前他感到没有价值和瞧不起自己的难受想法。（见表9-2）。两天后，他接到了解聘通知，在下一次的治疗中，他因此而非常相信他自我批评性的想法绝对是有效的和现实的。他已经不能够做出单一的理性反应了。这一通知表明，他工作中的失败必然使他失去工作。在这一次的治疗过程中，我们讨论了他是怎样学会反驳他的批评性意见的。

    表9-2 哈尔的家庭作业

    哈尔的家庭作业记录了他的自我批评的想法及其挑战。他写下了治疗期间的理性反应（见正文）。

    戴维：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否能够对理性反应栏中的一些消极想法写下一些答案。你能够回想起任何基于我们上一次治疗谈话的回答吗？想一想你的陈述“我是有欠缺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基于你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思想和完美主义的标准吗？

    如果做一个角色转换的话，答案可能就会更清楚了。客观地说别人有时要更容易一些。假定我是你，我告诉你我曾经受雇于我岳父。三年前我们吵了一架。我感到我被利用了，于是我就走了。从那时起我就变得忧郁起来。这么多年来我换了一个工作又一个工作。现在我又从一个纯粹代办的工作岗位上被辞掉了。这对于我真是一个双重打击。在第一个地方，他们什么也不付给我，在第二个地方，他们甚至不认为我值那么多，所以他们炒了我。我已经意识到我有欠缺——我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你会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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