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哦，我倒没注意。”我嘻嘻地笑道，“来，让我看看你有没有？”

    “你又没正经的了！”马老婆子笑着挡开我。“我哪有？就嫁过一个人。那得嫁过好几个丈夫的女子才有！”她的语气仿佛是羡慕一个女人能有那样的资格。

    “唉！”马老婆子又叹道，“你也够没良心的了，小黄跟你也算是患难夫妻了吧。”

    “我们算什么患难夫妻？”我强打起笑容。“我们结婚的时候，正是你说的比较‘安定’的时候。你不记得啦？”

    “反正你也够昧心的了！小黄侍候你吃，侍候你穿，哪点不好？你忘了你过去那副孽障的模样：收工晚一点，就夹着个碗蹲在食堂门口，跟要饭似的；穿的呢，前一片儿后一片儿的，象头掉了毛的骆驼！现在，”马老婆子上下扫了我一眼．“你看你这整整齐齐的，真有个人模狗样了！”

    大约马老婆子想起了她自己的命运，目光透出一丝悲哀。

    “是的，我怎么能忘呢？”我嗒然若失地说，“不过，我告诉你：不是我没良心，也不是我昧心，而是我狠心。在这种时候，由不得我不狠心啊！”

    她一个人坐在外屋。

    这几天，她没有出工，不是躺在炕上睡觉，就是坐在凳子上发呆。两间房间所有的东西上，已经蒙上了灰尘，连雪白的雪花膏瓶子也失去了光泽，于是，一进屋，会发现屋里的光线暗淡了许多，尽管窗外的天气已经暖和起来，阳光开始散射出春天的色彩。

    她见我进来，凄恻而又怨恨地瞪了我一眼，嘴唇噙动了几下，但没有说出什么话。她就这样坐着；她就坐在那里……这些天，她明显地憔悴了，如同这房里所有的东西一样黯然无光。我审慎地瞥了她一眼，并没有发现她鼻子和嘴唇之间有什么横纹，倒是看见她额头上新添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皱褶，象一条表示言而无尽的删节号。

    我极力克制着要去抚慰她的冲动；既然已经准备献身，何必给她留下一个思念的苦果？我脱掉棉袄，洗了脸，绾起袖子，故作姿态地拿起案板上的空面盆，解开盛面的口袋，这时她才说：

    “你还做什么饭呢？饭给你做好了，在炉台旁边热着哩。”停顿了一下，她又说，“你放心，我心眼再坏，也不会给你饭里下毒药的。”

    在一锅雪白的米饭上，有一碟炒鸭蛋。冬天，没有什么菜蔬，自己家产的鸡蛋鸭蛋，就是农工最好的菜了。炒这一碟鸭蛋至少要用半两油吧，我想。在炒鸭蛋旁边，还有一碟炒过的酸菜，切得很细，深绿色的菜丝上又放了一小撮鲜艳的红辣椒。红、青、黄，这三原色合成了一种忧郁的色彩，令人心酸。马老婆于在我们结婚时就夸过她：“巧手的媳妇能腌好酸菜！”而今天又说她“命苦”，可能“巧手的媳妇”和爱动脑筋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命苦”吧？

    我吃着，却难以下咽。筷子挑起一粒粒的米饭。我忽然明白了：这些日子她每顿都用配给的那一点点大米给我做饭，可能也是为了照顾我这个南方人吧？虽然我早已“改造”掉了南方人的习惯。我不由得抬起眼睛。她仍坐在餐桌旁边，背对着我，略微佝偻着，两手重叠地放在膝上，象一尊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初春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在她周围勾划出一道如月晕似的柔和的光圈。这时我心里儿地响起一个声音：你要记住！你要记住！将来你会反复地想起这一幅场景，你会带着那么忧伤和痛苦的心情来回忆这一切。你记住吧！你把这一切牢牢地记在心里吧！……

    晚上，我们无言地睡下，拉灭了灯以后，她蓦地叹了一口长气，说：

    “这个家要败了，我知道的。今天，咱们的鸭子跟猫都不见了。你别看家里养的这种小牲灵，心可灵哩！人都不及它。家要败，人要遭事儿，它比人知道得都早，早早就先跑掉了！”

    不知怎么，我感觉她的声音是穿过了很厚的黑暗才传到我耳朵里来的。这声音被黑暗滤去了一切感晴色彩，显得平静、呆板，而又无力。如果说死人会说话的话，那声音一定就是这样的了。我浑身冰凉。原来这两间库房里已经钻进了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暗暗地揭开时间的帷幕，向我们展示了可怕的前景。我在被窝里屏声息气地等待她的下文，但她却不再说了。

    过了好长时间，我鼓起勇气问：

    “猫和鸭子都不见了吗？”

    她没有回答。

    “就在今天？”

    她还不回答。

    “奇怪！”

    她也没有吭声。

    我有点害怕。但我还能听见她细如游丝的呼吸，在这即将“败”了的家中悄悄地索绕。一会儿，这种一强一弱的、连续不断的、在空中飘浮着的如游丝般的呼吸，渐渐象蛇一样弯曲成一个蓝幽幽的、非常圆的光环，乍看起来象月全食，但定睛一着，却是一个其大无比的、铺天盖地的枪口。光环中间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顶头就是一颗子弹，直直地瞄准着我。我大吃一惊，挣扎着逃命。而在挣扎间我却成了那只不见了的灰猫，在炉台上、案板上、餐桌上又蹦又跳。可是那枪口还是对着我。于是我倏地又变成了我们丢失的鸭子，缩在鸭窝里面，但那枪口正好堵着门，对着我躲藏在旮旯。还是变成老鼠吧！刚一动念，我就成了老鼠。但在往洞里钻的时候，洞里倒先跑出来无数如黄豆粒大的小人，打着小旗，举着小标语，一出洞就四处狂奔，象一颗颗射出的子弹。他们还大声地嚷嚷着，尽量张大可笑的小嘴，似乎非常愤怒。我听不懂他们嚷嚷的是什么，只是我心里告诉我说：他们是刚刚由老鼠变成的人，他们说的还是老鼠的语言。他们对我这只大老鼠视若无睹，一群群激愤地从我脸前跑过去，很快就跑光了，最后剩下一个摔倒在地上的小人，仰面朝天，四肢乱颤。

    我把脸朝这个小人凑上去，才发现这不是什么小人，原来是一九六○年我在走向新疆的路上见过的一个弃婴。这个弃婴满脸皱纹，象个老头，却又没有胡须，他嚎啕大哭地喊道：“我是寡妇！我是寡妇！……”

    不知怎么，这个婴儿被他自己流出的眼泪腐蚀了。先被腐蚀的当然是他的眼睛，他的脸，于是他的脸变得非常狰狞可怖。最后，他终于化成了一滩水。我感到潮湿，我感到阴冷，感到有一片粘乎乎的液体陷住了我的脚。我低头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水，而是一汪无边无涯的鲜血！象败坏了的沼泽一样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想跑出这片血的沼泽，一抬头，却又看见那个蓝幽幽的枪口。它一直对着我，它始终对着我……我只好横下心向它走去，怀着悲哀，怀着壮烈的情愫。我向它越走越近，它却越来越小，蓝幽幽的钢制的枪口反而柔软了，耷拉下来，渐渐成了一个象一滴眼泪形态的绳套，一个光滑的可爱的绞索。与此同时，有个声音大声地告诉我：

    “这就是你的归宿！这就是你的归宿！……”

    我猛地惊醒过来，那喊声仿佛还余音未绝：“这就是你的归宿！这就是你的归宿！……”眼前，那一个绳套还凝然地悬在黑暗当中。被子的裆头正好搭在我的脖子上，给我一种上吊的感觉。我把被头向下拽了拽，仍静静地躺着不动，让那个可怕的梦境逐渐消失。

    这时，我又听见她细如游丝的呼吸，向暗夜中无止如尽地蜿蜒。我陡地感到她的呼吸是那么亲切，那么动听，那么揪心。啊！我要把你呼出的气全部吸进我的肺里，让我把它带到天涯海角，让它潜入我的性灵，直到我投向我的那个命定的归宿，直到我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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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章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罗宗祺把几张白纸从抽屉里拿出来，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异想天开！”他神情疲惫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给你提供空白介绍信？”

    白纸上，印章已经按规格盖好在纸的右下方了。信笺上部的标志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领导的农场的。这几张白纸因为有了这些鲜红的戳子而异常贵重。我从写字桌上拿起它，仔细地叠好，揣进棉袄怀里的口袋，会意地说：

    “你不给我也没关系。现在外调人员满天飞，这种空白介绍信多得路上都能拣到。”

    他的家还跟一年前我来时一模一样。只是他那时盖的小厨房已经有些残旧了，墙皮被那场大雨淋得露出了黄色的麦秸。屋子里，虽然并没有减少什么陈设，而在我看来，却感到萧条了许多。北面墙上那幅由意大利记者照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像框上挂了一条黑纱，两端垂落下来，搭在一盆没有生气的文竹上。他亲手绷的沙发早已失去了弹性，我坐在上面。象跌进了一个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两鬓爬满了白发，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响的藤椅里，更给我一股凉飕飕的感觉。

    虽然是春天了，但到处都给人以凉飕飕的感觉。

    上面的那一幕戏演完，他说：

    “你给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只有四十里路，怎么会走这么长时间？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让人检查过了。”他苦着脸笑了笑。“你别看我现在是场长，可是还跟在监狱里一样，成天担惊受怕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监狱。”我说。

    “是呀。”他喟然长叹，“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张臭嘴了：往坏的方面预料的事，总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从来没有实现过！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跟你说的话么？”

    “怎么不记得？不过是来得太快了点。”

    “你还觉得快？我倒以为慢了。”他懒懒地说，“这些年，我们国家就象石头往山坡下滚似的，越滚到后来越快。我看现在也差不多滚到底了。”

    他抬起头，眼睛朝上，鼻翼噏动着，好象在嗅哪儿飘来的一股什么味道。他的眼光里有一种历经痛苦，备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终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这种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说，“不过，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

    “能有什么属于人民的运动？”他在藤椅里烦躁地扭动。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运动群众，但又都说成是群众运动。‘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那就会给扣上个‘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不管会被扣上个什么‘事件’，可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总会来的！”我说出这些日子一直在心里酝酿的话，“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开，一批一批象你这样的‘民主派’都会倒下来。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这时中国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不走到斗争的第一线上去，那么我们十亿中国人就再没有资格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软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说到这里，我眼睛里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泪水。“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致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吗？麻木到连‘疼’都喊不出来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该死的人了！……”

    我的喉头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发的坑里。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动。屋子里一时异常静谧，但又汹涌着感情的波涛，隆隆作响。

    半晌，他思忖着说：“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走？走到哪里去？”

    “我还没有一定的计划。”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这是个混乱的年代，连国家都没有计划，别说个人了！我只知道，这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两个概念都跟我有联系，运动一深人，我就会象七○年那样头一个被拧进监狱。与其让生命的火花在监狱里悄悄熄掉，还不如在一次风暴中让暴风刮灭！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从劳改队出来，曾经傻头傻脑地找过什么‘刘邓司令部’，当然，那时候只能以失败告终。可是现在，我想，如果你们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转向人民群众身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至少是支持人民群众，还是象过去一样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们拧进监狱，而你们还要撅着屁股低头请罪，那么你们这些‘民主派’也是活该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只手，苦笑着说，“你别这样写我们吧，我至少还给你提供了某种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正因为你给我提供了某种方便，我们就可以想象：就在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的同时，全国正在悄悄进行多少象我们两个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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