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就说要回去,我说,不行,表姐,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要跟你走。可表姐不肯,她说她会常来看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心想。我问她在煤矿上还遇到什么事没有,是怎么脱身的。“到了煤矿,他不让我走,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我感到非常害怕,我拼命喊救命,可是没有人理我,我又大声哭,眼泪都哭干了,也没有人理我。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我心里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得逃跑,可那次逃跑,真是太难了。门被反锁,我得要从二楼的窗户往下跳。得躲在树林里,在地上爬行,越过河沟,爬上山,面对运煤的司机、大狼狗、保安以及始料未及的死亡危险;我得沿着山脊钻出树林,躲开追踪者,远离小路和公路。在武宁县城郊外,我溜进一个加油站,他们看见我的样子当时都吓了一跳,以为我是个疯子。我说我没有疯,就跪在地上,求他们救救我,送我回家。后来,有一个女的拿出一套干净的工作服给我穿,我身上穿的那套衣服都被撕烂得成了碎片,膝盖也裂开了口流着血,身上到处都是被丝茅和棘刺割破的伤口,满脸都是泥渍,头发又脏又乱。他们把我送去医院包扎伤口,请我去他们家吃饭。两天后,我到了九江,在一家啤酒分公司找了份工作,本打算赚够路费再回杭州,但公司却为我租了房子,付给我的工资也不少。我也交上了一些朋友,还认识好几个帅哥。后来公司就安排我去都昌做促销员。就像现在这样—”小雪说到这里就沉默无语了。我看到她忧郁的眼里有一汪泪水,她衣着单薄,整个身子都在瑟缩颤抖。这情景使我很内疚,不忍心再去问她什么。我握住她的手,我们允诺,一到九江就会想办法帮她搞张身份证。她枕在自己柔软乌黑的头发上。她可爱的肩膀靠着我,我紧紧搂着她。她喜欢我这样,顺从地偎依在我怀里。
汽车沿着北高南低的汪墩褶隆继续往东行驶,阳光灿烂,透过挡风玻璃射进车内,我们的车一直迎着太阳开去。戴着解放帽,穿浅蓝色中山装和草鞋的农民追赶着牛群,偶尔从车旁闪过;道路两旁,不时看见农家房顶上的烟囱里升起了缕缕炊烟,多么舒适,多么温暖。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曹便港的峡谷,但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摆。蓝色的天空格外辽阔。
在张岭街附近,黑子把车停下,他站在路旁草地上,指着前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一片房屋说:“伙计,我是在那儿上的中学,咱们过去看看去。”他一路兴致勃勃,边走边聊起他小时候上学的一些趣事。他说在冬天的时候,教室里特别冷。那些窗子几乎都没有玻璃。冷嗖嗖的寒风一刮进来,人整个身体都开始变得冰冷;这种冷是那种冰彻透骨的寒冷。他们只好不停地跺着脚,整个教室都是这种声音。但一到课间休息时间,他们就全部嘻嘻哈哈、生龙活虎的涌到教室外,一排排整整齐齐站靠在墙壁晒太阳,十分惬意。晚自习时,教室里也经常停电,幸好配有煤油灯。他们将一本书打开,罩住灯以扺挡从窗外灌进来的寒风。在煤油灯下,大家围坐在一起学习,那是非常温馨的,它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睌自习一般都到十一、二点钟结束。他和冬梅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在冷风习习的冬夜,在树丛、荒野和蟋蜶的“唧唧”声中,他和冬梅沿着校园长长的晦暗的走廊,穿过了草地和球场。那时冬梅只有十五岁,穿粉红色毛线衣,扎着两条小辫子,月亮就在他们头顶缓缓移动,时而明亮丰满,时而暗淡下来。那是他们最甜蜜的中学时代的生活时光。
我们走过马路,轻松地踏上了张岭街。我向街道四周望去,一些说不出风格的水泥房屋、樟树、河柳、当街小店、餐馆、三轮载人摩托车、菜摊、四处串来串去的农民和大口大口地吃着不成形状的米花糖、菱角、马蹄的女人等等,一切都是那么平静、纯朴和粗野;他们就像一滴水珠掉落在时间的河流,静静流逝。
我们横穿过几个乱七八糟的街区,在浓密如林的院子里,耸立着一幢幢房屋。这些房屋以∏型排列,中间有大片绿地和一个蓝球场。这里就是黑子所说的张岭中学。“我认识一个诗友,他就在这里的,咱们这就去拜访他。”
“你诗友叫什么名字?”我问。
“摩罗。”
“我读过他的作品,格调忧郁、温情、反叛。”
“伙计,是啊,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他的确是这样。‘他走进了无物之阵,但他举起了投枪’,他就是这样的战士。”
我们在一幢小平房的教师宿舍里找到了摩罗。他住在一个面积有二、三十平米的房间里,桌子上搁着一幅眼镜和一本翻开的书。房间的四壁也全是书架,从地板上一直抵到天花板,诸如《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复活》、《野草》之类的书,洋洋大观,有数十卷之多。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正提着一桶水,手持扫帚忙个不停。我们像一阵风似的突然来到,使他感到很惊呀。他身材瘦长,面色苍白,说话慢条斯理。当你同他开口说话时,他也从不立即对你所说过的话发表任何意见,他只是在那里静静地倾听、思考。他的眼睛是深沉的、睿智的,只要他一抬头望着你,就好像要把一切都看透似的—这是一种从灵魂深处体验人生和命运的极乐境界。但他此刻在想些什么?我们都围坐在他周围,听着黑子朗读他那悲天悯人、具有启示录意味的疯狂的诗歌,笑得前仰后拜。他真像个大学者。我们于是相继出门,来到黑子和冬梅在冬夜曾经走过的草地。我想目睹十年前的张岭中学,那时他们都还是一群孩子。春天,清晨,三尖源下阳光和煦,油菜花盛开,他们怎样充满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坐在阴冷潮湿的教室里挑灯夜读—黑子和刘国全跑去草地右边的篮球场上玩起篮球来。他们比赛投篮,看谁投篮命中率高。两人只要站在原地,把篮球投进三米开外的球篮就得分。我看见黑子瘦瘦的面庞生机焕发,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双臂将篮球轻轻举起,然后猛然用力一掷,那篮球便稳稳当当地落进了球篮的尼龙绳网里。“就这样,是吗,哈哈,三分了,伙计。”他在狂叫。“你球不能落地,你要接住它继续投篮,可是你没有,你输了,伙计,拱球。”刘国全大声嚷嚷。黑子只好四肢趴在地上,用头将球顶出,而刘国全正一脸得意洋洋地叉开双腿站在球篮下,直到那篮球完全从自己的跨下滚过去才肯罢休。
不过,我们得继续上路。我看见学校那小小食堂的屋顶上,烟囱里冒出了缕缕青烟。我闻到了紫皮蒜、辣椒炒鱼的味儿。
一小时后,我们才回到汽车上,我和小雪都等得不耐烦了。小雪已拿定主意,她告诉我要在九江先住几天,等一拿到身份证就去武宁取钱。我们驶出张岭街,在湖口吃午饭,然后乘船渡过鄱阳湖,便一直驶向九江。我惊异地发现前面的建筑群阳光闪烁。“炼油厂!是炼油厂?九江到了!”巨大的储油罐和炼油厂已隐约可见,就像城市一般。空气中充溢着石油味儿。
刀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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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从都昌回来了。在开车路过我大哥家楼下时,我要他们一起上来坐坐。我们登上台阶,进屋,大嫂正忙着接待她以前的一个女同事,同她兴致勃勃讨论买彩电的事。“丁仆,”大嫂叫住我,“今天我没买什么菜,你大哥晚上不回来吃饭。”
“明白了。”我说。当天下午,我们和刘国全一起去还车。那车主住在电信局一幢豪华的公寓里,公寓下面是一排车库,并有一个小型喷泉池和灯光网球场。我们把一身泥浆的车开进车库停下。然后将车钥匙交给了一个看门的老头。于是匆忙奔出宿舍区,去找小餐馆吃饭。
我们来到长江边上的一家餐馆,这餐馆的大门面对北岸的小池镇,周围有防洪大堤、锁江楼古迹和码头,柳杉树也随处可见,一片青翠碧绿。我们在临窗的一张餐桌旁坐下,要来啤酒。这种餐馆应该是我们除了家之外最想去的地方。1981年那年代,餐馆是干完活或下班后聚会的最好场所。
说到餐馆,我们还争论起来。“你瞧,这里的服务实在太差了!”刘国全抱怨说,“你非要大声喊叫,服务员才会有反应,好像是我们在为她们服务似的。”在提起帮小雪搞张身份证的事,黑子没有说话,只是若有所思。我问刘国全在这里有没有当警察的朋友,他说没有。“不过我倒是想起了一个开汽车配件店的朋友。”他说,“或许他能帮忙。”
“你朋友跟警察熟?”
“我想是吧。他跟一个逮捕他的警察关系不一般。这事我曾听他提起过,那个警察叫曹为民,他们一起合伙搞过汽车走私倒卖之类的不法勾当。后来被判刑两年,最近给保释出来了。”
“这事得考虑考虑。”我说。不知怎么回事,就在这时,我脑子一片混乱,忽然冒出了这样愚蠢的念头,犹如患了妄想症一般:小雪—这女孩年纪轻轻,可他妈的却十分有心计。为了她那张破身份证的事,在酒吧里勾引我们,正像在九江到处可见的“花子女”那样,先把嫖客引到一个地方吃饭,她的同伙早已在那儿守候,然后再把受骗的人带到一家旅馆,扒光你的衣服,掴你几个耳光之后,将你身上所有的财物一洗而空。不过,这种想法我从没对她讲,吃饭时,我看见一个男人一直在注视我们,那家伙的鼻子长得真难看,简直像一个小酒盅,鼻尖红红的,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我猜想,小雪在暗地里对那家伙递眼色。我心烦意乱,顿感奇怪,伙佛迷失在一个陌生遥远、令人讨厌的地方。我觉得我真他妈是十足的傻瓜,完全上当受骗了。这种恐惧感使我失去了自制,突然变得那般猥琐,心胸狭獈。
“你认识那个家伙?”我问。
“你说谁啊,丁哥?”我没回答。她不再说什么,呆了一阵才又开始吃东西,慢慢地咀嚼着,不时地朝别处望去,抽了支烟,继续同他们交谈。
那天天气确实很美,从码头吹来阵阵柔风。浑浊的长江上空笼罩着一片薄如轻纱般的雾霭,水面上隐约可见漂浮着的原木排,沿江北岸,小池闪烁着桔黄色的光亮;四号和五号码头边停泊着几艘黑黝黝的轮船,幽幽的雾气在周围缭绕,依稀可见船上西班牙式的船楼和装饰华丽的甲板;可靠近一看,原来是来自重庆和武汉的货船。码头的灯火在夜色中闪闪烁烁,我们来时看见的那些民工边呀嗬呀嗬的哼着,边不停地从摇摇晃晃的船仓里御下一堆货物。望着星光下这条从中国西部唐古拉山北麓当曲源头奔腾而下的第一大河,我不禁又想起嘉陵江畔的山城重庆,我记得那个身材小巧,眼睛迷人的苟丽曾经在长江渡口摆着一部公共电话出租,当她拉着我的手,说要跟我走时,我竞分不清是真实还是梦幻。我不知道苟丽现在是否还在守着那部公共电话?可在这个夜晚,我们这伙人却扮演着可悲的角色。
当天晚上,黑子、刘国全、小雪和我漫步在长江大堤上,路过加油站、浔阳楼、铁路桥、白水湖。黑子和刘国全回去后,我拉着小雪的手去找房间,可处处都客满,没有空房。我们在老马渡一带溜达,最后来到火车站旁的一家又旧又阴暗的“光明”小旅馆;床铺很硬,铺着洁白的大床单,枕头旁边的墙壁上装着两盏床头灯;破旧的黄色窗帘低垂着,看不见窗外铁路上的漫漫烟雾。一进屋,我把门锁上,我全身汗乎乎的。小雪打开床头灯,坐在床上脱鞋。我轻吻她,她没有拒绝,但她那张忧郁的脸一下子就变得白里透红起来。她愠怒地盯了我一眼后,就开始说起她曾经收养过一只流浪猫的事。“那只猫是白色的,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咪咪。”
“这名字听起来不好,太小气,叫野鹰好了。”我说。
小雪抿着嘴笑了一下,没有吱声,她抬起头,两眼怔怔地凝视着我,她坐在车上,也总是用这种眼光打量着我,那么忧郁、悲哀;那眼睛含情脉脉,又仿佛暗藏着某种飘忽不定的、不可预测的秘密似的。这真使我为她担心,生怕她会干出什么傻事来。看了我一眼后,她就高兴的笑了起来,“就叫野鹰吧,不过它已经离家出走了,我还不知道别人会给它取什么名字哩。”我们双目对视,不禁哈哈大笑。我说,我下楼去买啤酒,咱们一起喝酒。于是我跑出旅馆,一口气走过了二、三条街道,才在一家小杂货店买到一扎啤酒,奔回旅馆。小雪穿着睡衣从卫生间走了出来。那是一件淡黄色的背带长裙,领口绣有蓝色的小星星,在夜里非常扎眼,小雪长发散开着,半遮半掩地盖住了那张俊俏的脸。我们俩各自喝了一瓶啤酒。啊,真痛快,味道好极了。我站起身,抱住她,她摆晃着脑袋躲避我的口臭,长发一直向后面垂泻下去。我开始对她谈到我上大学时认识的一些朋友。
我说:“在重庆我认识一个姑娘。那姑娘皮肤又白又嫩,像水蜜桃似的。她为人热情大方,火辣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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