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这些特种战士勇猛机警、来去如风，搅得清军鸡犬不宁。

    朱庆澜大骇，光是这些小分队就已经搞得他手忙脚乱，就别提正面交锋了。再看己方虽然人多势众，但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打打土匪没问题，要在石铮手底下讨回便宜去，只怕是难如登天。无奈之下，独坐营中苦思。

    他本就是位同情反清革命的爱国将领，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同盟会员，如程潜、方声涛、郭松龄、叶荃等。程潜等人见时机已到，径往主帐表明身份，并痛陈厉害、劝他参加革命。郭松龄把匕首插在桌上，称深受朱恩、但心向革命、若朱不允、则自刎死谏。

    朱庆澜深受感动，也心知肚明满清已时日无多，自己也不是断刃将军的对手，临阵退兵嘛又如何回去见赵尔丰。何不趁率兵在外之机顺应军心民意，将来说不定还能做个开国功臣。当下把心一横，决定战场起义。

    于是朱庆澜把所有中级军官召来议事，向他们阐明当前形势，宣布即刻投身革命。郭松龄当场格杀了两个死硬分子，众皆慑服。朱又亲笔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书函，称愿全军放下武器，接受革命军整编，以此表示诚意。由程潜从中穿针引线，把信交到了石铮手上。

    石铮接信后喜出望外，自然不会拒绝这天大的好事。双方合兵一处，声威大振。决议把握时机，乘势向成都进军。

    行进途中，四川同盟会长余英忽然来到军中。余英一见石铮，扑上去紧握住他双手，手背青筋凸显，哽咽道：“同志！同志！——”就再也接不下去了。

    此情此景，着实让石铮这位铁面将军激动得难以自持。两人虽分属两党、且只有过匆匆一面之晤，却是生死之间的交情、肝胆相照的同志。

    余英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清廷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相继暴光后，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被激怒了，自发组织起来包围了总督府及各司道衙门，要求赵尔丰响应武昌革命，四川省独立自治。

    赵尔丰是死心塌地效忠满清皇朝的，不过迫于民愤激化，先是假意答应民众，将川省民政交给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管理，暂时平息事态。然后秘调大批驻扎在川西南的新军入城镇压，枪杀逮捕了许多带头闹事的群众。

    遭到愚弄的成都民众并没有被这种血腥政策吓倒，反而激起了几乎所有阶层和清政府的对立。市民们又一次提着菜刀棍棒涌上街头，与荷枪实弹的清兵殊死搏斗。就连一些温和派、且身为既得利益者的上层人士也开始真正倾向于革命，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人民的正义举动提供支援。

    成都城内虽已血流成河，可狂暴的民众仍然源源不绝地蜂拥而来。许多清兵杀得扣扳机的手都开始发软，军心士气已至崩溃的边缘。

    当时英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武官查理中校，在他晚年撰写的生平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我每时每刻都处于高度的紧张和恐惧中，我的妻子每晚都会在尖叫中惊醒。虽然总督大人增派了一百多名士兵保护我们，但是包括领事先生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相信总有一天，那些丧失理智的暴民会冲进来，把我们碾成碎片。街道上的尸体堆积成了小山，不能得到清理。可是手持原始武器的狂暴人群还是多得像蝗虫一样。这些平时看上去温顺懦弱的东方人，都变成了撒旦手下的魔鬼。我无法理解，我也不想理解。这一切太可怕了！上帝啊！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吧！这是一座巨大的屠宰场、一座死亡之城——”

    在这种形势下，清军何堪石铮一击。革命军刚发动攻城战，守城的敌人就土崩瓦解了。不是四散逃命就是缴械投降。杨霆原本是心痒难搔，满心以为到了成都就有机会打一场大战的。此时面对这样不经打的敌人，不禁连连叹气，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赵尔丰早已是焦头烂额、内外交困。此刻闻知兵败，终于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再也顾不上别的，立即换上便装潜逃出城去了。

    石铮进城时，成都万人空巷，官民夹道欢呼，争相目睹这位全川人民的救星、名震天下的断刃将军风采。

    同日，四川军管会成立。社会各界公推石铮为军管会主任兼四川革命军总司令。石铮当仁不让，并当场提议任命余英、罗选青为副主任，组建川鄂两省联军，共同对抗清廷和袁世凯。获得了一致通过。

    至此，中央党组早先筹划的川鄂革命根据地基本建成。

    二

    这是个无风而又极晴朗的日子，虽至深冬，却是暖融融的。陆少阳信步走进洒遍阳光的庭院，心情颇佳。这段日子是他这几年来最繁忙、也是最顺心的时光。至少，他现在可以站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完成他的使命，实现他的理想。

    纯子被他细微的脚步声惊醒，这个女子从未忘记过她曾受的特殊训练。她上身微动了一下，似乎想从躺椅上直起。旋又放弃了动作，也许是觉得没必要费那个力气。只是慵懒道：“少阳，你也来了。”

    陆少阳微笑道：“我也来晒个太阳。”纯子嫣然一笑。“最近你的心情好象不错，都舍得晒太阳了。”

    陆少阳哈哈一笑：“那是，天气好嘛，心情自然会好些的。”坐到她身旁，仔细端详她稍有些发福、却更增女人韵味的红润面容。恣意享受这安详宁静的一刻。

    隔了一会，纯子又合上眼，轻声道：“虽然你卖给帝国的那件东西没什么用处，不过这两年你也帮了帝国不少忙。我——很高兴。”陆少阳：“我和你们的帝国一直合作得很愉快，我相信这种关系可以保持下去，也许会更愉快。”

    纯子：“嗯，你很好，也许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你。”陆少阳饶有兴趣地问：“你的方式？”

    纯子终于坐直了身子，把嘴唇凑到他耳边，昵声道：“我会为你生个孩子。”

    第二十六章南京政府

    一

    川鄂平定后的短短数月内，共和革命的浪潮席卷了长江南北十几个省份。

    黄兴、宋教仁率先响应，在广州武装暴动，先是刺杀了广东提督龙济光，随后革命党人趁乱攻入总督府，夺取了政权。其后，同盟会员陈其美、丁怀瑾率敢死队攻破了上海制造局，驻泊吴淞的海军舰队继之宣布独立。接着云南的蔡锷、湖南的焦达峰等在南方各省相继起事，建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沪军都督陈其美命蒋中正率军攻入杭州城，浙江大定。随后合兵一处，组成沪浙联军，直扑南京。驻扎在南京城郊的新军第九镇仓促应战，溃败。清廷委任的江南提督张勋潜逃，南京光复。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革命党手中。

    1910年9月，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抵达南京，筹组临时国会。各省纷纷派出代表赶赴南京，共商国事。

    任安平、秦长风、罗选青三人率各界代表三十余人组成川鄂两省代表团，由水路赴会。

    各地代表相聚南京，临时国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了。

    同盟会中央原先就拟定了一个国号：中华民国。任安平是有备而来，当即抛出一个新方案：既然革命的宗旨是消灭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社会，那么这种理念也应在国号中得到体现，把共和精神植根到人民思想深处。所以国名应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议一出，与会者立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中华民国”是同盟会酝酿已久的称号，一些代表从感情上很难接受这个改变。另有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代表则深表赞同，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

    宋教仁则认为国名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参照一些西欧国家例，也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中华共和国。

    孙中山首先表示赞同宋教仁的这个折衷方案，认为不宜在国名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孙中山在革命党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各地代表对他的意见极为尊重，同时认为他的话合情合理，便再无异议，一致通过了“中华共和国”的提案。

    国名既定，第二个议程就是选临时总统了。很自然，孙中山先生以无可争议的绝对多数当选中华共和国临时总统兼海陆大元帅。

    接着孙中山提名陆少阳为中华共和国副总统。理由有二：一是共和革命由武昌方面首先发动，当居头功；二是为了表示同盟会和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建中华的诚意。这项提名获得了通过。

    进行到国旗议程时，同盟会提出了青天白日旗。共产党方面则指出青天白日旗只是同盟会的会旗，似乎不应用一党之旗来作一个国家的国旗，当场展示并讲解了早已预备好的一面五星红旗。

    孙中山深以为然，同时考虑到两党合作的大方针，当即附议。绝大多数代表压根就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自然拿不出更好的主张，也就随大流了。

    国歌的情况更是如此，当全体共产党代表肃然起立，高声吟唱出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时，会场上人人心神激荡、掌声雷动。

    黄兴抑制不住大喝道：“好，太好了！国歌非此曲莫属！”他哪里知道，这些细节都是中共中央党组的精心安排。

    黄兴突发奇想，建议将1910年定为共和国元年，以后的年份以此类推，以示纪念。遭到了共产党代表的激烈反对，秦长风认为这种年号法则带有浓烈的封建意味，新生的共和国不宜采用，况且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是公元纪年法，此举容易造成年份混乱，对国家的行政外交都是有弊无利的。

    黄兴原是一时兴起，哪里想得到这么深远。对秦长风的话也颇觉有理，遂不再坚持。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这次会议共产党方面收获甚丰，绝大多数提案获得了通过。同时也展示了我党对建国的各项方针都有独到见解，对各个细节问题也都抱着极负责任的态度。在国会中确立了威信。

    二

    正当南方轰轰烈烈地开展共和革命时，中国的北方形势又已大变。

    由于中南各省相继爆发革命，共和党人夺取了政权。北上勤王的清军一下子成了孤军，后勤保障断绝、缺粮缺饷。军心士气一落千丈。

    北洋军原本遭清廷的南北夹击，已渐渐陷入颓势。袁世凯遇上这天赐良机，大喜过望，立即下令驻守河南的冯国璋、驻守山东的段琪瑞发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地连续攻占了清军十几座城。

    袁世凯趁机施展出各种威逼利诱手段，收买劝降清军将领。这些身陷绝境的清军撤退无望，无奈之下只得归降。

    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袁世凯就已经扫平了中原大地，控制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

    光绪皇帝眼见大势已去，忍痛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全军退守山海关以东，黯然离开了北京这座近三百年的清室都城、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

    袁世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北京城后，野心又进一步膨胀了。对他来说，清廷已不足为虑，他真正的敌人是南方那些天天吵闹着要民权要自由的革命党，那才是他真正的绊脚石。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随便找了个三岁小孩来，对这娃娃顶礼膜拜。号称这就是前明崇祯皇帝的嫡传后裔，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并自任全国兵马大元帅。

    接着袁世凯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革命军限期解除武装，向他新任命的大明天子称臣。否则便被视为乱臣贼子，他这个大元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兴王师、讨逆贼了。

    新华社立即发表社论，无情揭露了袁世凯这一系列拙劣表演的丑恶本质，号召全社会团结起来，打倒这个逆潮流而动的封建野心家。首次提出了“打倒袁世凯，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袁世凯之所以敢这样赤裸裸地向革命政权挑衅，是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的。

    首先是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北洋集团中，储备的金钱军火物资不计其数。又从英德两国获得了大批军火和巨额贷款，原是预备和清廷打一场大战的，没想到战争一开始就结束了，不但北洋军的实力没有受损，反而缴获了大量装备，吸收了大批清军。再加上他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如今的北洋已经拥有五十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到八十多万人。

    南京政府虽然基本控制了南方各省，可是各地的清军残部还在四处袭扰，遗老遗少们也在暗中破坏，所以地方上还极不稳定。

    一些省份的督军原本是清廷的官员，只不过迫于形势，才摇身一变成了革命人物的。这些人骨子是地道的封建官僚，所谓参加革命不过是他们捞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对中央政府的服从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怀里揣着军阀割据的小算盘。说白了，这种纯粹的政客随时都有可能背叛革命。

    再加上新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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