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盛宴_分节阅读 45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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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原来颜色鲜艳的上衣和裤子换成海蓝色很不满意。如果是“迷彩”服就更好了,因为那样可以同大自然混淆,可以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其实最初产生于毕加索。一年之前,毕加索给他的诗人朋友阿波利奈尔写信,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观点:哪怕是被漆成灰色的大炮,敌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如果想隐藏它们,必须在形状上下工夫,再配上如同戏剧中小丑的服装那样五颜六色的鲜艳色彩。

    阿波利奈尔在《被谋杀的诗人》中描写了贝宁鸟(毕加索)如何隐藏重炮。据格特鲁德•斯坦说,一天,一支受检阅的军事方队从巴黎圣日耳曼大街上经过时,这位贝宁鸟高兴地喊道:“这是我们干的!”

    我们,即立体主义者们。

    隐藏战争的实践始于战争爆发初期法国洛林地区的杜勒附近。一位布景师产生了一个用涂成土色的大幅画布隐藏一门大炮及其操作人员的思想。参谋部派出一架飞机在被隐藏的大炮上方转了一圈,飞行员看见他下方的地面上全部是树,毫无大炮的踪影。

    几个月之后,在蓬塔穆松,一位电话接线员接到下达开火的命令。他执行了命令,然而炮弹刚刚上膛,敌人的一发炮弹就将己方的大炮炸毁了。这位接线员考虑:能否发明一种使军队的武器和人员被淹没在大自然中的有效保护措施呢?

    这位电话接线员本身恰好是位画家。他认为人可以采用色彩和图形达到此目的。于是,他将这一主意报告了参谋部。1915年2月,战争部长批示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此项工作。于是,吉朗•德•斯沃拉(guirand de scevola,战前,阿波利奈尔在艺术专栏中谈到过他)组建了军事历史上的第一个隐藏技术小组。最初时有30个志愿者,三年之后就发展到3000名隐藏技术人员和8000名制作人员。他们的标志是:一个红色的背景中带有一条金黄色的变色龙。

    斯沃拉招募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员呢?一些毫无军事专长,也没有任何战斗才能的人:立体主义画家。让•波朗说:

    只有那些公众意见坚决认为四不像的版画,在危险时刻,才能够成为说它是什么就像什么的武器与军队的护身符。

    [摘自让•波朗的《老板勃拉克》]

    立体主义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擅长使用背景与图形技术在画布上画物体。他们画出的物体虽然看上去不是原来物体的形状,但却能表现出物体的各个侧面。他们能够全面地恢复出物体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只反映某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中的物体。反过来,他们也可以用消除物体立体感的方法达到隐藏物体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根据一个物体画反映出整个物体的各个侧面,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许多其他的物体:这就是立体主义画能够起到诱惑、设圈套迷惑敌人的原则所在。这样一来,从在平面上画出的逼真的假大炮上空飞过的敌军飞行员,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认为那些是真正的大炮。而与此同时在假树林丛中隐藏着真正的大炮,在敌人飞行员的眼中,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那些都是真正的树丛。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也无法显示出任何我们隐藏在里面的大炮。这项技术不仅能够起到隐藏建筑物、人员及武器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诱骗敌人犯错误。

    立体主义画家们在吉朗•德•斯沃拉上尉的领导下着手工作了。其中有些事令人十分吃惊:这些在战前受到人们猛烈攻击、人们都认为是“德国艺术”辩护士的画家,这些由德国人卡恩维莱、于德以及其他塔奥塞豢养下的艺术家,现在都齐心协力地为保卫他们的法兰西祖国而工作着!不仅有画家,也有雕塑家、戏剧布景师、素描画家和建筑师:布夏尔、布森戈、加莫万、迪费雷纳、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他领导设在亚眠的隐藏画制作作坊)、佛兰、罗歇•德•拉弗雷纳伊、马尔古希、安德烈•马尔、吕克-阿尔贝•莫罗(lucalbert moreau)、雅克•维龙……1916年,勃拉克也参加了几个月这项工作。然而,尽管斯沃拉一再坚持,德朗和莱歇仍然被拒绝参加此项工作。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些艺术家在马戏场或美术学校内用水彩画画出假树(使卓别林受到启发的比考夫•桑德拉斯的思想正源于此),然后送到后方去制作。在这些马戏场或美术学校内部,装备有能够让哨兵观察到对手战壕的梯子。艺术家们在大炮上方和士兵们的头盔上,张挂涂染成与大自然相同颜色的叶子画,将大炮或武器的棱角处用五颜六色的色彩或者椰叶纤维布覆盖起来;将炮位、观察哨所伪装成废墟,制作假墙壁,用硬纸板制作风车,用草做成家具,用画笔画出人或动物的尸体……他们在巨大无比的画布上画出假森林,里面隐藏着真机关枪、铁路和道路里程碑;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隐藏整个村庄、战壕和桥梁;他们制作从战壕中露出扛着长枪的士兵,以吸引敌人的火力。1917年,在麦西纳山顶的战斗中,正是突然拉展的一块上面画有正在从战壕中跳出的士兵的巨幅画布,将德国兵吓得狼狈逃窜。

    后来,这种隐蔽技术被世界上的所有军队采用。法国的立体派画家们将帮助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制作隐藏画。德国人在1917年也开始使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画家中的许多人对这种艺术感到十分厌恶,因为他们从那些被打穿的树、房倒屋塌的村庄、被摧毁的古迹、支离破碎和四分五裂的尸体中看到的是世界上最最肮脏的现实。后来有些人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将战争画得如此逼真的立体主义者们,很早以前就预计到这场战争将要发生吗?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86节 逃避战争的人(1)

    艺术品。

    马塞尔•杜尚

    1914年,乔治•勃拉克参加了步兵第224团。起初被任命为中士,后来提升为中尉,并且在前线的第一线战斗。1915年5月,在卡朗西战斗中头部负伤。接受了手术之后,于1916年复员。

    莱歇参加过阿尔戈和凡尔登战役,是毒气的受害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退役。

    1915年9月,德朗参加了炮兵第82团,参加了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的血腥战役。战后,恢复了他的平民生活。

    罗歇•德•拉弗雷纳伊一直在步兵服役,直至1918年患结核病住进医院卧床不起。

    基斯林在卡朗西战役的一次肉搏战中负伤。桑德拉斯在香槟省失去一只胳膊。阿波利奈尔在布特斯森林负伤之后回到巴黎……所有这些人一致谴责那些战前是他们的朋友,而当他人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祖国的时候,却仍然悠闲自得地在这里或那里继续作画、继续出售作品的人。他们谴责的不是那些被军队拒绝了的人,例如莫迪利阿尼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而是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例如德劳内躲避到了西班牙,毕卡比亚和克拉万去了美国。

    去美国的事开始于战前。战争结束之后几个月,他们将都陆续返回巴黎,重新定居在蒙巴那斯。

    1913年2月17日,在纽约举办了一个“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也被称为军械库展览。这是首次在美国举办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埃莱娜•塞凯尔认为“与其说这一展览是艺术市场的诞生,还不如说它是艺术市场的重新崛起”。这次展览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这次博览会为欧洲艺术家们第一次提供了相聚的良好机会,在博览会之后,艺术作品收藏家们于20世纪20年代大批大批地纷纷涌入巴黎。

    军械库展览的作品集中在一个昔日的兵器展厅,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聚居的地区。附近。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位美国律师——约翰•奎因。他经过无数次的奋力拼搏之后,终于使一些前卫的优秀艺术作品免除了进口关税,为大量作品参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大量从法国购买的作品。将埃利•富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沃尔特•帕齐也为这次展览收集了几幅作品,多数是立体主义者中金派的作品。

    军械库展览上展出了近1600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塞尚(正是在这一展览会上大英博物馆获得了塞尚的首件作品)、勃拉克、高更、格莱兹、康定斯基、莱歇、马尔古希、毕加索、杜尚和毕卡比亚。

    1913年,惟有毕卡比亚有能力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因此只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出席了这次艺术博览会。美国的新闻界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位跃身于前卫人物之列的画家。

    他的父亲为古巴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在青年时代信奉印象派,后来成为点画派、野兽派的边缘人物,泛泛地认同立体主义。据阿波利奈尔讲,毕卡比亚也信奉俄耳甫斯教义。他在美国对机械与技术产生了兴趣。他发现汽车的确速度很快,见到了电动机,也觉察到了现代意识的丰富内涵。于是,他开始了一个爱好机器的阶段。纽约令毕卡比亚着迷,他认为美国的城市就是未来人的城市,是立体主义的未来。

    回到法国之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接到了征兵通知,他的反感情绪溢于言表。经过一番周旋之后,他当了一位常驻巴黎军官的司机。在巴黎总比在凡尔登前线好得多。当需要向波尔多撤退时,毕卡比亚请他的父亲出面帮忙。通过古巴驻巴黎大使馆的干预,他被派往哈瓦那,从事商务工作。

    哈瓦那可不是美国,他十分不情愿去。后来在他的妻子加布里埃尔•比费的督促下,勉强去了,但仅仅待了两个月,接着又去了美国。从那里,他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到瑞士旅游,又回到纽约,第二次到了西班牙。

    1914年的夏天,德劳内和他的妻子以及诗人兼拳击运动员阿尔蒂尔•克拉万也都去了西班牙。

    桑德拉斯对德劳内、毕卡比亚和克拉万三人十分地不客气。他们是朋友,他们一起参加过无数放荡不羁的活动,也在一起开怀痛饮。人们看见过他们穿着装饰鲜艳或破破烂烂的服装一起在舞厅跳探戈,克拉万穿着沾有绘画颜料的裤子,衬衣上到处的大小窟窿露出文身花纹。这一切也都激起过周围的人们极大的愤怒。

    战争的爆发使这些人趋于理智,恢复了常人的生活习惯。昨日的痞子们都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重新集结了起来。但很快,葡萄牙也向德国宣战。于是他们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但是,那里的边界也不可靠。

    克拉万决定赴美国。为了解决横跨大西洋的经费问题,他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组织他与拳击手杰克•约翰逊争夺重量级世界冠军的比赛。以前他们两人曾经在柏林和巴黎的训练馆见过面。据桑德拉斯回忆,当时的约翰逊是脱产的专职拳击运动员。

    他们二位商妥后,比赛在马德里的一个竞技场举行(桑德拉斯当时在巴塞罗那)。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将它吹嘘为一场真正的决斗。比赛的前一天,克拉万在即将起航赴纽约的一艘横跨大西洋的客轮上预定了一个座位。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所以他预先要求对方出手不要太重,至少在将他打翻在地之前让他几个回合。

    比赛比人们想像的要结束得快得多。桑德拉斯作为目击证人描述比赛当时的情景:克拉万吓得发呆,缩作一团,在竞技台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他在群众的喝倒彩中,面对气势汹汹的约翰逊完全不知所措,而约翰逊看到这个局面首先非常高兴,接着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想要他动一动,最后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将这位奥斯卡•王尔德的外甥打翻在地。

    “一、二、三……”裁判喊着数。

    克拉万已经逃跑了。当群众、赛事的组织者和发誓要他命的约翰逊到处寻找他的时候,这位“勇敢的战士”已经上了赴纽约的船,正在卫生所包扎他的伤口。

    在纽约,他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由于杜尚和毕卡比亚听说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要请人给她们讲现代艺术。于是,他们决定给这些没有文化但自认为高雅的听众派遣一个他们当中最激进、最狂热的一位。他们选中了克拉万。在他去之前,他们请他吃了午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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