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根本解决，而且还把全家的户口也办成了“农转非”，成 了名副其实的城市人口。
我想，这是广东对我人生的最大奖赏，也是报社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
这期间，我又经历了一次工作上的动荡，不是我主动要跳槽或背叛老总，相反，我是怀着“ 忠臣不保二主”的豪气，一直在竭尽全力挽救事态的发展。但“大势所趋”，连老总夫妇也 无力回天，最终等于两家商业类报纸合二为一，我们几位“精英”在新的报社也分别担任同 样的领导职务，享受比原来更高的待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报纸的命运充分说明了竞争的残酷和不可避免地优胜劣汰，长 期的广告大战，最终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的局面。这之前我们已经危机四伏，与党 报或大报的记者们碰到一块总感到矮人一截，谈广告业务时客户完全是“看个人面子”，否 则根本没法开展工作。本来就艰难度日，又为了一篇有偿稿被宣传部以“超范围报道”给予 黄牌警告。这样，被同行业传来传去就演绎成我们“已被停刊”了。
之后，我不只一次地接到大报领导邀请“喝茶”的传呼，我没去，我知道这是在挖“人才” ，我去了就意味着答应跳糟过去。早跳过去的同事几次做我的工作，说那边老总上通天下通 地，报业界谁不称他是大哥大？报社的发展前景是金光大道，待遇也是首屈一指……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事实，对我也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那时四个主任已经跳糟过去三个了， 我是最后一个仍在“坚持阵地”，因为我骨子里还有些“对自己曾经的选择负责”的人格上 的情结，更有些侠肝义胆，觉得不该在危难关头背叛一直对我很好这对夫妇。面对摇摇欲坠 的趋势，夫妇俩几次到我房间苦口婆心，说让我留下帮他们度过难关，并承诺：“即使这张 小报真的办不下去了，我们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安排”。
就我一个“中层”和手下一些小徒弟，稿子能写出来，但广告收入已成杯水车薪，很难保证 每周的正常出报。那段日子我极其矛盾，常常感到独木难成林，却又做不到“识时务者为俊 杰”，市场经济下到底还要不要遵循人格上的信和义呢？我被这些很俗也很现实的东西搞得 优柔寡断，不知该何去何从。老总一边公开大骂“吃掉”他的大报老总，一边也开始找退路 了，我不得不“以市场为导向”，像其他人那样“忘恩负义”地去了人气正旺、发行量比晚 报还大的另一家大报。
新投奔的报社很给我面子，把车公然开到我的报社宿舍，帮我把在两家报社积累的行李拉了 过去。我没有像第一次跳糟那么伤感，也没有想这里将会是怎样的人生驿站，在这里要停留 多久，结果会如何，只觉得像自己的名字一样，自然而然地被风刮到这里，无论我怎样努力 ，都不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老板夫妇当然视我为“背信弃义”，扣掉了我当月两千多元的工资作为罚金。不久以后，他 们又在广州一家报纸承包了版面，还打过好几次电话要我去，说只要我再跟他们干，既往不 咎，被扣掉的工资再还给我。我当然没去，我不能主动“背叛”。
新单位共三十多人，我一进来就是编委和主要部门的主任，并享受套房和诸多“领导待遇” 。我手下有近二十名编辑记者，占报社总人数的一半。好在这边的管理是老板制，业务上基 本上都是老总一手把关，我只是承上启下地协调关系和帮助手下解决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我 的好运气一如既往，写稿和创收都完成得很出色，手下一些小年轻也从心底里敬佩我的“实 力”，张口闭口都是主任长老师短的，不管业务上还是生活上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找我协调 或向我“请教”，我当然尽心尽力。
实际上，在那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压力，我也不例外，内心根本不像表现 出来的那么轻松，只不过是我勤勤恳恳，努力把“碰运气”的比例扩大化，在“量大”上尽 可能地提高成功率。当然，有时是不得不打肿了脸充胖子，装得若无其事应付自如。
就是在这个报社工作期间，我得到了“农转非”名额，而且不需要交纳城市增容费，使我脱 离了父辈留给我的农民身份。我还是我，就那么一张官方的纸，就摇身一变成了城市人，而 且还是在新闻单位管理着二十多个文化人的“高层次”的城市人。在当地人眼里，这远比青 岛户口要有身价，所以后来他们怎么也不理解我会往回调。
思乡情结
解除了农民身份，按说已经找到了“梦的故乡”，多年被梦压弯的神经应该伸展了。这之前 ，还想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城市人口”在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甚至想倾尽所能 庆贺一番，但办完手续的第二周我就忘记已经改变的实际身份了。我想，我根深蒂固的“农 民”情结至今也未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俗语，在我这里得到 了充分印证。
事实上，在广东“农民”早已不是卑微的代名词了，没人关注你是什么出身。报社广告部有 一 个十八岁的小女孩，她白白净净，体形像舞蹈演员，她对某一观点不认同时就会把嘴一撇说 一声“农民”。后来大家反而戏称她为“农民”，开始时都是开玩笑，渐渐地，玩笑就变成 了她姓名的代称。她也不恼，只要有人喊“农民”，她肯定会头也不抬地“唉”或“干什么 ”。
事实上她不是农民，而我们这些真正的农民却从来没人叫我们农民，好像我们多么敏感多么 小气似的，这让我们多少有点“错位”的尬尴。在这里“农民”不仅不是贬义词，反而听起 来还有些清高、幽默和亲切，所以我们经常使劲地往“农民”上靠，用来嘲讽别人时就说： 你们不懂吧，因为你们不是农民；用来自嘲时就说：难怪我们不懂，谁让我们是农民呢！
人的思维和观念都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改变，无论过去把户口看得多重或现在把户口看得多 轻，都是体制环境使然。正因为我们这种人际环境和效益工资的体制，城乡身份才没有了差 距，因此我的“农转非”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只不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人们会说：“办 来是对的，这里再不好也比内地好”。
已经不再是“打工族”的我，却一直没有“当地人”的感觉，在他乡打工没着没落的漂泊与 孤寂感丝毫没有减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思乡的情结越来越重。所以，当人家问我是哪 里人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山东人”，因为我从骨子里就没认同自己是广东人。
先不说那一辈子也学不会的粤语让我头痛，从心里拒绝，就那把我晒得满脸乌云炎热似火的 气候、一日三餐长年吃大米的生活习惯也够我受的。跟朋友们聊天时，我总是俺家乡如何如 何；夜里梦到的也全是家乡的人和事；孤独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打长途回北方；报社发的福 利和参加活动的纪念品，我总是花费比实物贵几倍的邮资往回寄。有一次还闹了个笑话，报 社流动人口多，过一段时间就要给外地来的人办“暂住证”，那次办公室让大家交身份证和 照片时，我像往常一样很主动地交了，办公室一看就笑了：“你要干什么，当地人还想要外 地身份”？
我是无意识的，但却突然意识到，这种朴素而浓厚的乡情不是外在的事物可以除掉的。事实 上，我在这边也交往了许多事业有成的朋友，其中不乏“女强人”，她们会跟我推心置腹地 聊婚姻的失败、感情的迷茫或生活的种种，并能对我承诺“有事尽管开口”。可一静下来 就想，我为了什么在这里漂泊？钱，不是，在即墨路干服装个体户肯定比当记者挣得多；事 业，也不是，记者是最没出息的了，尤其小报的记者，干一辈子和干几年一个样。
想来想去，除了公平竞争多劳多得的工作环境，再也没想出漂泊的理由，当时来“闯”广东 时，并没有想到要连“根”拔出来。现在，想到为了一纸“城市户口”可能会让我老死他乡 ，亲人来不及奔丧尸体就腐烂了时，就实实在在地担心和恐惧起来。还有生病怎么办，这里 的朋友再多也不可能像亲人一样一日三餐守在床前，这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现在回北方一 趟尚且累得半死，等老得连家乡都回不了，怎么办？
一边是我如鱼得水的工作环境，另一边是我的浓浓的故乡情，我不知那个对我更重一些，只 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时，“回家”的愿望才明晰起来，这成了我又一个为之奋斗 的梦。朋友们说我天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性格，一辈子会被一大堆的乡情、亲情、友 情、爱情所累，为了这些情早晚会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
感受“摆平”
因为是商业类报纸，采访的对象多数是商业“老板”，大到跨国集团公司，小到经营一个“ 档口”的个体户，每天拿起电话就千篇一律地张总王总李总，而实际上这些“总”却三教九 流形形色色，“白道黑道”无所不有，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社会能力也没法同日而语，常常让 我这个没见过大世面的“农民”暗暗吃惊。我想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本写不完的书。
这些老板都很讲“江湖义气”，只要你给他写了稿，他们都会“表示”谢意，因为都知道商 业“新闻”是有偿的，这已是不成文的规距。有一次，采访已有了好几家连锁店的老板，他 高兴地带着我楼上楼下地参观正在装修的酒店，每到一处，他都跟装修工介绍“这是记者， 有文化会写文章”。参观完了，他又热情地邀我在他已经开业的楼层“喝茶”，吃茶点类小 吃，并继续给我介绍情况，还找出一些连锁店的门面照片给我。
我丝毫不怀疑他迫切想做宣传的态度，当晚连夜赶出六千多字准备配图发半个版的稿子。但 是，第二天去给他“审稿”时，他却一反常态，冷冰冰地说“不用看，我仨字中有俩个不认 识。但你放心，稿子不会让你白写”，说完头都没回就走了。
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站在那里像个乞丐被人嘲讽了一顿，而且嘲讽你的人还答应给你一 些施舍！我气愤难平，出了门眼泪就滚了下来，我的尊严和职业准则告诉我，坚决不为这种 没教养的暴发户做钱的奴隶，宁愿前功尽弃把一宿没睡写的二十多页纸的稿子全撕了。
但报社老总说：“既然他让你采了写了，再不给他发出来，恐怕不行。人家都说他是黑社会 老大，没人敢招惹他，咱们还是忍一时之气解百日之忧吧”。
所以，稿子还是发了，并给他送了一大捆报纸。他拿出一沓成捆的钱居高临下地说：“拿着 ，这是给你的，不用开发票，你上不上交报社我不管。”
他的态度让你不敢不要，也不敢多说半句，他的喜怒无常让我胆颤心惊。这是一笔数目不小 的赞助，我当然如数上交，并开了发票又给他送过来。
除了态度问题，应该说人家对我还不薄，如果不是碰到更大的“腕”，这事也就过去了，本 来我也是个大大咧咧的没记性的人。但不久就碰到一个可以合法随身带枪的“总”请我吃饭 ，小他二十岁的“女朋友”作陪，在征求我的意见去哪里吃时，他女朋友推荐了这家酒楼。 吃饭时我谈到了采访这家酒楼老板的事，谁知他没经我同意就对服务小姐说“叫你们老板过 来一下”。
小姐问：“先生什么事？我们今晚所有房间都订满了，客人很多。”
“没什么事，就是觉得饭菜味道不对”，他慢条斯里地说着，把枪从腰里掏出来放在饭桌上 。
小姐立刻说：“好，好，先生您稍等”，就羊羔般地走了。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说：“别怕，我只是想给你顺顺气，让他给你道个歉，没别的意思” 。
酒店老板很快就过来了，他一进门脸就多云转晴，夸张地笑声里好像暗藏着什么：“怠慢， 怠慢，不知您老大驾光临，要知道我早就过来陪您了”。
这位说：“我今晚专门请这位记者朋友吃饭，她说你这里的口味做得好，但我觉得这龙虾和 三纹鱼不太正宗，请你给她解释解释”。
这时，酒店老板才转个眼来看我，他愣了一下后说，“哎呀，这不是名记者叶小姐吗，你给 我宣传了我还一直没请你吃饭呢，赔罪，赔罪”。
我不知说什么好，对龙虾和三纹鱼，我本来就是“农民”，吃不出什么正宗不正宗，只好开 着玩笑说：“大家都
本文链接:
http://m.picdg.com/24_24451/39881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