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是以优异成绩开路的,却不知道振武学校有一个高他两年级叫蒋志清的同学也是如此。1906年,蒋志清报考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当时浙江省报名者千余人,仅招收60,其中还有46名由武备学堂保送,自由招考名额仅有14人。蒋志清被招生甄试挑选出来,入千分之十四以内。
蒋志清即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
何在振武学校不认识蒋志清。蒋受”坚船利炮”现实影响,选学炮科;何则以传统的”步战决胜”为信条,选学步科。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两人返国,皆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事,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何任都督府训练科一等科员,仍然不识。历史的这两个交汇点,蒋、何都没有相遇。
两人知遇是在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兴办之日,却正是何应钦落魄之时。
何由日本返国后回其家乡贵州寻求发展。初被黔军总司令王电轮宠信,后与贵州督军刘如周之外甥女结婚。贵州两大实力人物皆与何有缘,可谓是春风得意,大树乘凉,前途无限光明。当时黔军一共有三个混成旅,何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任贵阳警备司令。
但好景不长。1920年,贵州政局突变。黔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团长孙剑峰发动政变,何被迫辞去所兼各职,被挤出贵州,赶到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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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围剿”(10)
在昆明又遇行刺,身中两枪。一枪在胸,一枪在腿。胸部子弹幸未贯穿,留下一条性命。黔军这两枪让何应钦在昆明的法国医院住了半年。自幼立志从军报国,但最先尝到的枪伤,竟是来自自己人的子弹,这不能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憾。
也彻底破灭了他对贵州事业梦幻。
出院后他即去上海,闲住将近两年。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不够过长期寓公生活,不得不为前途打算。想去广州,但眼见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不妙;想去北京,又苦与北洋系实权人物无甚机缘。焦灼之间,得悉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任校长。他与蒋虽无深交,却与王柏龄相熟。于是托王向蒋介绍。
本来黄埔党军是应该称为”蒋、王”、而不是”蒋、何”的。
王柏龄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在保定军校同时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学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 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王柏龄任参谋;后蒋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便电邀王到广州,任大元帅府行营高参;后来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王柏龄的排名皆仅次于蒋。军校正式开办,他立即被委任为少将教授部主任。
当时蒋苦于人手不够,正在极力网罗日本士官同学协助。听了王柏龄的介绍,便以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电召何应钦赴广州;何到后即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选军校干部,后出任军校总教官,兼教练部主任,成为仅次于王柏龄的人物。
历史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在挨过两枪的何应钦,在一番跌荡起落之后,对历史的机缘做好了充分准备。
黄埔党军之所以未能称为”蒋、王”,而被称”蒋、何”,问题皆在王柏龄自身。
王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依为心腹股肱的头号人物。但他对教学兴趣不大,成天不务正业,去广州吃喝嫖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处在怎样一个历史关口,处于一个怎样有利的地位;而在这个关口这个地位稍微谨慎一些、敬业一些、”每每有事”找得着一些,历史将会向他提供多么丰厚的报偿。
何应钦与王柏龄的不一样,恰恰集中在这里。他无不良嗜好,且以军校为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上班下班,一找必到。于是蒋对何日加信任,开始把托付王柏龄的事交他去办。何见蒋对自己如此信任,大为感激,带领属下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越干越出色。蒋则更欣慰地认为总教官没有选错,两人关系愈加密切。1924年底,黄埔组建党军,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蒋任命何为第一团团长,王为第二团团长,何之地位开始超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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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围剿”(11)
蒋的视线由王转向何的关键,还是通过实战。
1925年1月,陈炯明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 分路迎击叛军。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沿广九铁路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龄率领教导第二团作为预备队。这是黄埔学生军成立以来首次投入实战。何应钦为消除官兵紧张心理,率部一面行军,一面搞野外演习,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队还以为是实弹演习。结果攻击淡水城第一团打得勇猛又放松。攻击拂晓发起,正午突入城内,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
第一团城内告捷,第二团却城外败北。王柏龄率领第二团没用上攻城,却与后续增援之敌遭遇。战斗一展开,王柏龄临阵脱逃,第二团部队立即败退。何应钦得知城外战况危殆,立即命令本团第二营营长刘峙率全营出城反攻。此时已是黄昏,敌军在昏暗中以为出城部队是逃出来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黄埔学生军端着雪亮的刺刀冲锋,措手不及,纷纷溃退。
第一团完成了攻城任务又挽回第二团的颓势,何应钦首战告捷,名声大振。
淡水一仗,蒋介石看出来,领兵打仗,靠王柏龄是不行的。于是以教导一团一营长钱大钧接替王柏龄,出任教导二团团长职务。
何应钦漂亮地完成了事业开局。
但真正奠定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的,是棉湖之役。
此役是黄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何应钦率领教导一团为决战主力,于3月12 日在棉湖西北山地与陈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战斗从拂晓直到下午4时。第二团由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攻击敌人侧背,结果敌军全力对付第一团。第一团迎击十倍于己之敌,压力巨大。双方不顾一切,都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场。至午后,何部官兵伤亡1/3以上,整个战线开始动摇。一位营长见官兵伤亡将尽,失声痛哭。几股敌人冲到了指挥所附近。何应钦当年的司书回忆说:
”此次战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 假如何先生,不决心牺牲自己,则阵线动摇,教导第一团,势必全被敌人消灭;敌人便乘势进攻我孤立无助的第二团,第二团亦被各个击破,无法幸存。于是黄埔训练数年的成绩,殆不免同归于尽,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
何也认识到不是鱼死就是网被,只有拚死一战。他一面严令部队不论伤亡多大,都须坚持,不容稍退;一面亲率卫士队机枪排反击突入的敌军。双方犬牙交错,险像横生;战况至为惨烈。幸而钱大钧的第二团于下午5时绕过敌后,攻入敌司令部,直入夜幕,敌军终于渐渐不支而退。
当然,关键还是黄埔军能打,教导一团能打。作预备队的粤军许济旅中午赶到,一个团用上去,才不到半小时就被敌人打瘫了。教导一团却连打带顶带反击,任伤亡再大也坚如磐石。而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从此威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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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围剿”(12)
棉湖之役当天,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皆在何应钦的指挥所。蒋事后云 : ”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复保。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
此战若败,党军尽歼,那么也就绝对没有了后来的蒋介石。于是蒋将3月12 日作为纪念他与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党军的”蒋、何”之称,由此役后广泛传开。
蒋介石最念何应钦的是棉湖之役,何应钦自己最得意的则是龙潭之役。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孙传芳率部反攻南京。 当时南京只有警备师及第二十一师守卫,顶不住孙军攻势,三天下来溃兵便到了麒麟门。何应钦深知此战一败,不但江浙闽赣皖5省重归孙传芳,北方的闫锡山也不会加入北伐行列,甚至北伐军能否回广东重整旗鼓也大成问题;于是率不满300人的特务营亲临前线。溃败官兵见何应钦来了,大呼:”总指挥到了! 怕什么?冲回去!”居然一举夺回东阳镇,稳定住已溃败之局面。这时恰逢白崇禧从上海筹款返回,因铁路破坏受阻于无锡车站,临时用车站的民用电话指挥沪杭一带部队反击,形成对孙传芳前后夹击之势,孙部攻势大挫。
龙潭一役为北伐成败关键。此役全歼孙军50000,缴枪40000,何应钦获”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何应钦用兵谨慎细致,颇有眼光和头脑,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也表现不凡。令蒋颇为头痛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几乎就崩溃在他手里。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帮助蒋介石运筹方略, 一举打败桂系。同年11月,张发奎与与桂军联合反蒋,何应钦又主持讨伐张桂联军。12月张桂联军刚被平定,驻郑州之唐生智与驻安徽之石友三又兴兵反蒋,何应钦再度走马武汉,主持讨唐军事。1930年1月唐通电下野,何应钦获一等宝鼎勋章。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率全部主力北上与冯、闫作战, 何应钦在武汉行营坐镇后方,指挥一堆杂牌军对付倾巢出动骁勇善战的桂军。桂军占领长沙,直逼武汉时,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他蹲在满铺军用地图的作战室地上用铅笔勾勾画画,冥思苦想,把个军用地图标得五颜六色,不向蒋要增援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他以夏斗寅部死守岳阳,将火车全数开往武汉,否则就地炸毁; 又命溃败的何健部退入湘西而不退向武汉,既免武汉受溃兵之扰,又使桂军侧翼受到威胁,不敢长驱直入;最后以粤军精锐蒋光鼐、蔡庭锴两师,跟踪追击桂军后尾,以湘军李蕴珩部支援蒋、蔡两师,共同夹击桂军战略重地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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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围剿”(13)
衡阳被占,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被迫掉头回击粤军。何健部乘势从湘西进袭长沙。东、北两路也有何应钦指挥的军队压向桂军。衡阳一役,桂军遭建军以来空前大败,只有少部分部队逃出何应钦布置的三面夹击,避免了全军覆灭。但也几乎因此丧失了老本,从此一蹶不振。
独自对付了桂军的何应钦,不但不要蒋介石增兵,还能抽出手来,调三个师到津浦线支援北线蒋军主力作战。
享有”干才”之誉的何应钦,当之无愧地坐在蒋介石八大金刚中的头一把交椅。
所以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始”围剿”红军时,头一个想到的,便是何应钦。
就在蒋、冯、闫的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之时,蒋介石便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
北伐与新军阀混战中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的何应钦,三次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作战,却三战皆北。
何应钦在第二次”围剿”中担任总司令,亲自制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略方针,集中4个军、11个师共计20万兵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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