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应避免干涉其他

    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

    “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

    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

    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对于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补充或取代西方主导作用的文明来说，接受这些原则和一个

    文明之间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并非易事。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核心国家可能会把

    拥有核武器视为它们的特权，而不允许为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拥有。祖尔菲卡尔·阿里

    ·布托在回顾他为发展巴基斯坦的“全面核能力”所作的努力时曾辩护道：“我们知道

    以色列和南非具备全面核能力，基督教、犹太和印度教文明也具备这种能力，唯独伊斯

    兰文明不具备，但是这一状况即将改变。”在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中，为争夺领导地位

    展开的竞争亦会激发为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的竞争。伊朗尽管与巴基斯坦有着紧密的合作

    关系，但显然仍认为它与巴基斯坦同样需要核武器。另一方面，巴西和阿根廷放弃了朝

    这一方向发展的计划，南非也销毁了它的核武器，但如果尼日利亚开始发展其核能力，

    南非可能重新希望获得核武器。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正如斯科特·萨根和其他人所

    指出的，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

    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

    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之下进

    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显、最重要或许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问题。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组成的，

    但是这一状况与世界的权力现实日益不符。为此，在今后的长时间内将发生两种变化，

    一是改变成员国的构成，二是可能发展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处理安全问题，甚至像

    七国首脑会议处理全球经济问题那样。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

    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美国赞成给予日本和德

    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显然只有在其他国家进入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才可能成为常任

    理事国。巴西提出增加五个不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德国、日本、印度、尼

    日利亚和巴西。然而，这样便使世界上的10亿穆斯林没有代表，除非尼日利亚能够担当

    起这一责任。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

    穆斯杯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席位可由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轮流担任，

    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弃权）作出选择。将英国和法

    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洲联盟的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也是恰当的。这样，七个

    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地体现了世界

    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

    文明的共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

    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

    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

    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

    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

    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

    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西方普世主义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否会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地导

    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如果普世主义使帝国主义合法化，那么相对主义是否会使压

    制合法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

    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

    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

    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

    标准道德的特性”。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低道德观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与其

    不可分离。也存在着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对谋杀、欺诈、酷刑、

    压迫和暴政的规则”。人们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敌人（或罪恶），而不是对共同文

    化的责任感”。人类社会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

    “有时候我们与他人一同前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独自行进”。然而，“浅显”的最

    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

    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

    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90年代初，新加坡这个小国为确认共性作出了努力。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大约是，76％

    为华人，15％为马来人和穆斯林，以及6％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过去，新加坡政府

    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

    语。1989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议会开场演讲中指出，270万新加坡人对来自西方的外部

    文化影响是极为开放的，这使得他们“与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有着密切的接触”，但

    也使他们向“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开放。他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

    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更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

    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应体现

    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黄金辉总统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

    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

    他的讲话引起了关于新加坡价值观的广泛讨论。两年后，一本白皮书提出了政府的立场。

    白皮书赞同总统提出的所有四个价值观，但又补充了一条，即尊重个人，目的在于强调

    个人价值在新加坡社会中的优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

    观念。白皮书将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确定为：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个人应

    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　　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　　种族和宗教和谐。

    在列举新加坡人对议会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时，“共同价值观”声明却只字不

    提政治价值观。政府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

    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

    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

    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

    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

    新加坡计划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会群体共同的、区别于西方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

    雄心勃勃的和有见识的努力。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声明，会更强调相对于

    社会群体权利而言的个人权利、言论自由、真理源于思想争论、政治参与和竞争，强调

    法治而不是由专家、智者和负责任的统治者治国。然而，尽管西方人会补充新加坡所没

    有的一些价值观，降低新加坡某些价值观的优先位置，但几乎没有西方人会把这些价值

    观当作没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拒绝。至少在基本的“浅显”道德层面上，亚洲和西方之间

    存在着某些共性二此外，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

    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

    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

    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

    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

    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

    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

    体。显然，这一切并不一定要同时改变。然而学者们从文明史中很容易确认文明发展水，

    平的高低。那么问题是，人们如何标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伏？是否存在着一个世俗的、

    超越个别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的总趋向？如果这一趋向确实存在，它是否是

    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增强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因而产生出水平越来

    越高的先进技术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在当今时代，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

    的文明的先决条件？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存在于各别文明的历史之中？

    这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发展是直线式的还是循环式的辩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设

    想，加强教育和自觉性，以及提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理解水平所导致的现代化和

    人类道德的发展，会使文明向越来越高的水平持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是，文明的水平

    ‘不过反映了各文明的演进阶段。一个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生气勃勃，充满活力，

    粗悍，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他们相对来说是不文明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日益定

    居下来，并发展了使其变得更为文明的技术和工艺。随着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竞争的减

    少和普遍国家的出现，该文明便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黄金时代”，道德、

    艺术、文学、哲学、技术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均达到鼎盛时期。当它作为一个文

    明开始衰落时，其文明的水平亦开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个水平较低但蓬勃发展的文明

    的进攻下消失。

    总体说来，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

    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如此。在当代世界，奴役、酷刑和对个人的恶意

    侮辱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是否仅仅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影响的结果，如

    果是如此那么在西方文明衰落之时是否会出现道德的回复？ 90年代，在世界事务中存

    在着众多可以说明“大混乱”现象的相关证据：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溃，国

    家管理不力，无政府状态日益蔓延；在许多社会中，出现了全球性犯罪浪潮；跨国犯罪

    集团和贩毒集团猖猛，吸毒现象泛滥；在许多国家中家庭普遍削弱，信任感和社会团结

    下降；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民族、宗教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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