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双方都不曾

    有目的地杀害对方的平民，甚至军事人员，但这种情况在准战争中屡屡发生。

    美国领导人声称，卷入准战争的只是少数穆斯林，而且他们的暴力行动遭到了大多

    数持温和态度的穆斯林的反对。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缺乏证据。在穆斯林国家从未发

    生过对反西方暴力行动的抗议。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甚至与西方友好、依赖西方并陷入

    了困境的政府，在谴责反西方的恐怖行动时也作了令人惊讶的保留。另一方面，欧洲国

    家政府和公众大多支持而极少批评美国对其穆斯林对手采取的行动，这与冷战时期他们

    时常竭力反对美国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采取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文明冲突中，

    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亲缘关系决定立场。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

    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

    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

    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

    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亚洲：中国和美国

    多文明的大杂烩。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

    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

    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

    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

    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

    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

    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

    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

    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

    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

    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

    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

    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

    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

    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在过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几个世纪中，能够称为国际关系的不过是在西方主要国家

    间进行的西方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另一些国家也加入其中，首先是俄罗斯于18世纪加入

    进来，后来是日本于20世纪加入进来。欧洲是大国冲突和合作的主要场所，即使在冷战

    期间，超级大国对抗的主要战线也是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

    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仅东亚就包含属

    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

    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

    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正在兴起的

    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

    台湾、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

    在很多方面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

    性和不确定性。

    东亚多种力量、多种文明并存的特点使其不同于西欧，经济和政治差异又扩大了它

    们之间的差别。西欧所有的国家都有稳定的民主制，它们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处于

    高水平。90年代中期，东亚包含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几个新的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以

    及世界上尚存的五个共产党国家中的四个，此外还有军人政府、个人专制和一党独裁制。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日本和新加坡到越南和北朝鲜各不相同。尽管东亚总的发

    展趋势是市场化和经济开放，但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既有北朝鲜的指令性经

    济，有国家控制和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也有香港地区的自由放任经济。

    除了中国的霸权有时曾给该地区带来暂时的秩序外，在东亚从未存在过西欧有过的

    国际社会（按照英国人的概念）。20世纪末，欧洲被一个高度密集的国际机构的复合体

    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机构有：欧洲联盟、北约、西欧联盟、欧洲理事会、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等等。除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东亚并没有类似的组织，而该联盟不包括任何主

    要国家，它一般避免涉及安全问题，而且刚刚开始向经济一体化的初始形式发展。90年

    代，出现了将大多数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其中的、更为广泛的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

    作组织，但它是一个比东盟更松散的论坛。此外便没有把亚洲主要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其

    他重要多边机构了。

    同样与西欧形成对照的是，在东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孕育着冲突的种子。两个被广

    泛确认的危险点包括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它们均是冷战的遗产。然而，意识形态

    分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至1995年，“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两个朝鲜

    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展。朝鲜人打朝鲜人的可能性尽管存在，但是不大；中国人打中国

    人的可能性稍大，但也有限，除非台湾人放弃自己的中国身份，正式成立独立的台湾共

    和国。正如一份中国军方文件赞同地引用的一句俗语所说：“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虽

    然在两个朝鲜或者“两个中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它们之间的文化

    共性最终大概会消除这种可能性。

    在东亚，反映了往日敌对关系和新经济关系的其他可能的冲突，补充和取代了冷战

    时期遗留下来的冲突。go年代初对东亚安全关系所作的分析，通常把东亚说成“危险的

    邻居”、“准备就绪的对手”、一个“进行着几场冷战”的地区，正“倒退着”走向充

    满战争和动荡的“未来”。与西欧不同，go年代的东亚有着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其中最

    重要的有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岛屿争端；中国。越南和菲律宾，潜在地还有东南亚的其

    他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和印度为另一方的边境分

    歧在90年代中期有所缓解，但如果中国对蒙古提出主权要求，争端会再次出现。暴动和

    脱离主义运动在棉兰老、东帝波、西藏、南泰国和缅甸都存在着，并且大多得到了外国

    的支持。此外，尽管90年代中期在东亚存在着国家间的和平，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间在

    朝鲜和越南发生了重大战争，而且亚洲的主要大国中国，曾经同美国人和它几乎所有的

    邻居，包括（南）朝鲜人、越南人、国民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打过仗。1993年，中国军

    方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确认了八个威胁到中国军事安全的地区热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将东亚安全的形势总结为“非常严峻”。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西欧获得了和

    平，战争已变得不可设想。但东亚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正如艾伦·弗里德伯格所指出的，

    欧洲的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

    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利用新近获得的财富，以及在多数情况下，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口，东亚国家得以用规模较小但更专业化、技术更先进的军队取代了人数众多、

    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由于对美国在东亚承担义务的范围日益担忧，各国的目标是

    在军事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尽管东亚国家继续从欧洲、美国和前苏联进口大量武器，但

    它们更倾向于进口技术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国内生产先进飞机、导弹和电子设备。日本和

    中华文明范围内的一些国家及地区——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拥有日益先进

    的军事工业。鉴于东亚沿海的地理状况，它们将重点放在发展远距离投放兵力的能力和

    空军、海军能力上。结果是，以前不具备相互作战军事能力的国家，越来越能够这样做

    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建设透明度极低，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猜疑和不确定性。在权力关系

    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并且有理由自问：“十年之后谁将是我的敌人，

    谁（如果有的话）将是我的朋友？”

    亚洲-美国冷战。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

    变为对抗性的，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胜的能力日益下降。这一倾向在东亚主要国家中体

    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都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美国人为一方，中国人

    和日本人为另一方，都声称在他们之间进行着冷战。这些同时发展的趋势始于布什执政

    时期，在克林顿任内速度加快。至90年代中期，美国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在最

    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表述为“紧张”，而且似乎看不到变得更好的前景*。

    * 应当指出，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表述，至少在美国存在着用词上的混乱。人们以为，

    关系“好”是指关系友好、合作，关系“坏”是指关系敌对、对抗。这种表述混淆了两

    个很不相同的方面：友好还是敌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它反映出美国人特有的想法：在

    国际关系中，和谐总是好的，冲突总是坏的。然而，把关系好等同于关系友好，只有在

    冲突永远不可取时，才站得住。当布什政府为了科威特而向伊拉克开战，使关系变“坏”

    时，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这是“好”。为了避免“好”究竟是指可取还是指和谐，“坏”

    究竟是指不可取还是指敌对这一点上的混乱，我在本书中说“好”和“坏”，只是指可

    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国人赞成美国社会中不同意见。集团、

    党派、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

    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我所知，尚无人认真研

    究过。——原书脚注

    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问题包括：日

    本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对美国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政

    策的态度、日本参与维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问题。贸易战已成

    为平常的话题。美国官员，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要求日本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旧

    本官员则日益强硬地抵制这些要求。与以往的争端相比较，当前的每一个贸易争端都更

    尖锐，也更难以解决。如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使自己有权对日本实行更

    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命令，这一举动不仅遭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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