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_分节阅读_15

大的帮助。可是，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政府控制的田地已经不足以维持均田制的继续进行，农民的破产也就不可避免。所以，明治维新的发生一方面是受到外界刺激，一方面也是日本社会走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绝地。】这条法律是为了保障每个耕作者而不是封建领主的利益，这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农民非常珍视对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他们世代都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对它倍加关心。这个阶层就像希腊神话中被宙斯降罪来用双肩支撑苍天的擎天神阿特拉斯一样，养活了大约二百万的寄生阶级，包括将军府的政府、大名府的机构，并为武士提供俸禄等等。他们要向大名交纳实物税，也就是一定比例的农作物。同样是出产水稻的国家，暹逻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而实际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国中的比例高达80％。此外，还经常会出现强迫劳役和工作的情况，这消耗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同武士一样，农民自己也限制家庭的规模。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基本没有变化。59【59萨评：人口问题在农业社会没有实现机械化前是一个让统治者头疼的事情—他们都希望自己统辖的人口越多越好，但是，靠天吃饭的宿命会造成丰年人口大增，而歉收年这些人口要么饿死要么起来造反，对统治威胁极大。各国统治阶层采用了不同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埃及法老用建造金字塔的方式消耗掉丰年的过剩粮食，斯巴达人定期屠杀种田的希洛人，而中国则为国家增加了收集余粮、在歉收时提供赈济的政府功能。日本这二百万寄生阶级，也有意无意地起着金字塔的作用，当没有足够粮食的时候，武士们的俸禄就会被扣留或打折发放，同时冠冕堂皇地要求他们“公忠体国”。】对一个亚洲国家而言，人口能够在这么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之内基本保持不变，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对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政府都实行斯巴达式的限制。但在下属与上级之间则存在着相对的依赖性。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如果这些原则受到侵犯，连最贫困的人都要进行反抗。

 即使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农民也起来反抗封建领主和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至少有一千次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要抗议额外的赋税。如果实在忍无可忍，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涌向藩主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裁决的过程却是井然有序。农民们写好要求重新调整赋税的正式请愿书，然后递交给藩主的管家。如果请愿书被管家扣压，或者藩主不予理睬的话，他们就派代表去江户，把书面控诉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有名的案件当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街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轿子，直接将请愿书呈送给高官。尽管农民在请愿当中要冒很大风险，但幕府当局会立刻进行调查，其中一半的判决对农民有利。

 然而，幕府当局对农民请愿所作的裁决却并不符合日本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虽然农民的抱怨是正当的，国家对他们的尊重也是明智的，但是农民领袖们已公然违反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最后判决结果对农民有利，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效忠”这一基本法律。因此，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正确，他们也应被判以死刑。甚至那些农民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农民视为英雄。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请愿的领导者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但在场的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这就是法律，这就是秩序。人们可以在事后给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建祠，并将他们尊奉为殉难烈士，但他们必须受到惩处，因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60【60萨评：除了开采石川银矿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时代，古代日本由于贫困不得不长期采取严格的半配给制度。在“太平盛世”，农民谨慎地保证自己不被饿死，贵族谨慎地按等级享受规定的奢华，很少有人逾越社会的规则，他们宁可服从和忍耐。这样的社会就像用薄纸编的篮子运一大堆鸡蛋一样，人人都必须小心翼翼。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中国人不是很怕动荡，大不了逃荒罢了。而日本人决不抱这种奢望—狭隘的岛国意味着他们无处可逃。或许，这是日本人更容易接受军国主义的肇端？】

 bookbao8.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各安其位(12)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在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在每个藩中，大名高居等级制度的顶端，因而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面临的最主要行政问题是控制大名，他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防止大名之间结盟，或者实施侵略计划。各藩边界都有哨所和海关人员，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非法贩运妇女出境或走私武器入境。在没有将军许可的情况下，大名不能联姻，防止形成危险的政治联盟。藩与藩之间不能进行自由通商，甚至彼此之间的桥梁也不能通过。另外，将军的密探也随时向他通报各地大名财政支出情况，一旦发现哪个藩主的财力充沛，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并使其恢复到原有的财力水平。其中有一项规定最为出名，那就是一年当中，大名必须在江户住上半年。当自己返回领地的时候，也必须把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通过这些方式，幕府确保了自己的权势，并强化了自己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也是通过天皇任命才能执掌政权，因而在这个拱形的等级制度中，将军并不是关键力量。但在日本的幕府时代，天皇和他的世袭贵族（公卿）们大都被迫隐居在京都，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还不如一些地位低下的大名，皇宫中的一切仪式也受到幕府规定的严格限制。但是，即便是最有权力的德川将军，也从没采取措施来废除这种由天皇和实际统治者构建的双重统治的局面。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十二世纪起，大元帅（将军）就经常剥夺天皇的实权，自己以天皇的名义来统治这个国家。曾有一个时期，这种双重统治的现象极其突出，以至于作为傀儡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个权力又由首领世袭的政治顾问来行使。经常会发生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的现象。即使在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佩里将军也没有料到将军背后还有天皇。1858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本使节哈里斯在和日本进行第一个通商条约的谈判时，也是依靠自己才发现还有一位天皇。61【61萨评：将军们还采用把自己的基因融入皇家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从通婚到赠送怀孕了的妾给天皇，招数五花八门，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去取代天皇。这个框框不仅扎根在将军的脑袋里，也固化在所有日本人的脑袋里。】

 实际上，日本天皇与太平洋各岛上的皇帝概念是一样的。天皇是神圣的首领，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皇帝自己行使权力；而在另一些岛屿上，皇帝则将权力委托下去。但是皇帝本身是神圣的。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的首领是如此神圣，以致不能亲自进食，而且使用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必须由人抬送他才能外出，因为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将自动地成为圣地，从而归他所有。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在某些太平洋岛上，如萨摩亚岛、汤加岛，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脱离。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十八世纪末到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写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的政府与日本政府最为相似，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汤加岛62【62萨评：汤加王国在南太平洋西部，西距斐济650公里，西南距新西兰1770公里，又名友爱群岛。国俗肥胖为美，君主制，面积699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一个延庆县，人口11万。】的神圣首领不参与公共事务，但却主持宗教仪式。他摘下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在亲自举行仪式之后，人们才能吃园中的果实。神圣首领去世时，讣告中要使用“天堂已经空了”这样的词语。死后，他一般会葬入王墓，但他却从不参与政治。63【63萨评：在一些文章中，太平洋部落的“王”被称作“祭司”，虽然实际上他们的职责并不是管理宗教事务，这个称呼反映了他们超越世俗的地位特征。】

 各安其位(13)

 虽然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并且有时还被称为“军事将领的某种###”，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的。64【64萨评：政治上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周天子，不过精神上地位更高，又类似教皇。】对日本人而言，天皇参与世俗事务的程度并不是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征夷大将军统治的年代里，日本人始终珍视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只是西方人认为天皇的作用是多余的。而对早已习惯严格的等级角色思想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从天皇到贱民，近代日本都深深受到了封建时期极其明显的等级思想的影响。毕竟，从法律意义而言，日本封建统治不过是七十五年前才结束。而那种强大的民族习惯在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消失。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进行精心谋划，希望能够大量地把等级制度保存下来，尽管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65【65萨评：与其说是政治家们试图将其保留下来，不如说这是日本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内容，离开了这种制度，他们不知道“日本人”能够怎样地生活。】与其他主权国家相比，日本更是受到这个连最具体的行为细节也进行了详细安排、对社会地位也进行了规定的世界的制约。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而，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这样，贼党就能够得到平息，也能够防止大名之间的内战。如果民众们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们也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时一样进行请愿。虽然这样做个人可能要面临一定的危险，但这种做法却得到公众的认可。在幕府统治时期，最开明的将军甚至还设立了“控诉箱”，而且只有将军拥有这个箱子的钥匙，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将自己的抗议信投入箱中。在日本，只要出现与现存行为规范相悖的行为，就有真正的保障来矫正侵犯行为。66【66萨评：在古代，对待法律的问题上，日本和西方更加相似，都强调法律至上，因此，违反法律的行为应该受到惩处。然而中国和他们奉行完全不同的理念。中国的官府认为，违反法律固然是可恶的，但诉讼同样是可恶的，错误的行为首先应该在道德层面得到解决，而不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无论如何都意味着统治的失败。因此，中国传统优秀的地方官，不是每天都能完成大量案件审理的官员，而是从上任到离开没有一件案件可审的。这种奇怪的观点，在现在人看来匪夷所思，但确实曾经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上。有人认为这里面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行政成本的超前意识。】因而，人们都非常相信行为规范，并且认为只要自己遵守它，就一定会获得安全。一个人可以通过遵守现存规范来表现自己的勇气、优秀，而不是体现在他对现存制度的修改或反抗上。67【67萨评：这一点从欧美的角度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在社会困苦的时候都把问题归结于体制，并认为只有推翻体制或者解散内阁重选才能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在许可的范围内就是一个可知的、可靠的世界。这些规范并不只是摩西十诫中的一些抽象道德准则，它们也是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在这种场合应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又该如何行事；武士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办，平民在这种情况下又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24_24255/39687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