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极轻地下床，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可是，眼前像打了一道闪。我一怔、马上发现窗子没关。阳光刺目地射了进来。糟糕！我皱紧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小时就能射到毛泽东身上。那么……

    我抿抿嘴唇。只好向窗子移动。站到窗前。我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于是木质百叶窗，放下来就替代了窗帘。木质的。木质的……我咬咬牙，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天哪，可千万别出声响。我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这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的距离时，我才发觉憋得忍无可忍，如万箭穿心。我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最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

    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

    “我、我关窗……”

    “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

    工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

    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

    “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

    “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

    “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

    “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主席……”我掉泪了。

    “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

    “主席……是我不得……”我哭出了声。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

    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

    “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咬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

    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

    “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什么理由？”

    “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

    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

    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第七章 陪领袖跳舞

    知道你要来采访，郭副团长跟我打了招呼。排练正忙，我也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就照你说的．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吧。

    1959年，我刚满十二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工，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真的？”我叫出产，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简直高兴晕了。

    事后才知道，组织上从我们学员班十二名女孩子中选了五名去中南海出任务，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那时讲阶级出身，要查几代；个人表现也要查，政治思想要求可靠。

    我们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我没有便服，向老同志借了一件凡尔丁的夹克衣。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灯市口同梧夹道七号，据说过去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公馆。我们去中南海出任务的女文工团员一吃过晚饭就聚在院子里。六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

    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大扇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有”春藕斋”。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便得知，来这里跳舞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除过年过节，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

    走进春藕斋的红门．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便是春藕斋舞厅。舞厅是打蜡地板地，四周墙壁很高，上半截是木头雕花的板墙，下半截用缎子围贴，中间隔嵌一圈红木棱。舞厅摆有六张大沙发和许多软垫靠背椅，椅套是米黄色卡其布。靠门有两个简易沙发，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王光美喜欢坐那里，江青也常朝那儿坐。

    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平时空闲，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到了节日．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花瓷砖地，有个荷花池，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厅左侧还有一条尤廊相通。后来我发现，毛泽东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

    我们几个女文工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轻松随便、新同志紧张新奇。七点刚过，团员们起一阵骚动。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步子迈得大而有力，根本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的风采。老同志迎上去，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德委员长及同来的康克清同志。

    “小王，王学文同志。老同志介绍我。

    “晤，小王。好，你好。”朱德朝我伸出手。我用两只手握住他的一只手。那只手很大，手背上已经出现一些老年斑。不过，他握力很大，抓枪似的，我差点叫喊疼。

    乐曲响起来了，朱德委员长开始跳舞。

    朱德跳舞也保持了军人的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人走队列一般。他不是跳一场换一个舞伴，付是走一圈就换一个舞伴。我们女团员们排成一队，他又步子大，一支曲子跳下来，能换十来次舞伴。

    轮到我时，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而是陪总司令出操。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既不说话，也不左顾右盼。当我追随总司令拼命迈着大步时，眼前总像晃动着一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过年，朱德高兴了，忽然跳出错步，跳出了花样儿。于是我才明白，总司令很会跳舞，只是含而不露罢了。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朱德尤其是这样。戎马一生，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

    以后接触多了，我发现朱德不但是名严格的军人，是一位宽厚大度德高望重的领袖，而且是一个有血有肉富于感情的普通人。

    一次。跳舞中间休息。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这是充分体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在六十年代很时兴。表演者一句赶一句，每句配以钢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最伯对口中间打结。表演中。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对方说：“枪！她本该说：“战士的武装”她忘了，接不上词。为了不中断对口，便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也问一声：“枪！”对方见她忘了词，只好重喊一遍：“枪！她仍然没扭起词。只好又跟着喊一声：“枪！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枪！”，重复了四五遍。重复得手脚发僵，头上冒汗，两眼发潮，别提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我忍俊不住，扑哧笑出声。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朱德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围的女团员都放声大笑。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索性捂住肚子格格地笑成一团。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在冬天，天气预报有大风雪。我听朱德的卫士说，总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跳舞休息时，我坐到朱德身边。我是军人，很少叫他朱委员长，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我说：“朱总司令，除了跳舞，您还作其他锻炼吗？“朱德说：“还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说：“哎呀，明天有文风雪，天气预报广播了。朱德说：“大风雪也得爬。不爬不行啊厂我问：“为啥不行了天气好了再爬嘛。朱德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有人对我搞专政，他叫爬就得爬。”我小声问：“谁呀？是主席吗？”朱德摇头，像怕事的孩子一样凑近我悄悄说：“医一一一生一一一”

    1965年部队改军装，取消军衔，一律换成红领章红帽徽。改装后头一次去中南海出任务，领导叫我们全体穿上新军装，说：“叫咱们总司令看看。”

    在春藕斋，康克清同志把我们拉到身边，亲切地抚摸我们的领章帽徽，显得很激动。她说：“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井冈山和延安。过去在延安我们都是穿这样的军装。红领章、红帽徽

    朱德深情地望着我们．没说什么。可是我看到他的嘴唇在翕动，像是习惯他说着那两个字：好，很好。他那已经变稀疏的眉毛有点颤抖，眼睛深邃湿润。跳舞的乐曲响了，他没有动，他在沉思。文工团员们互相用眼色提醒着不要去惊动总司令，由他独个儿一直坐到舞曲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都说是毛泽东主要的，难辨真假。我抄了许多诗词，不好直接问毛泽东，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德委员长。朱德看过后，默默望住我，神情严肃。我小声问：“总司令，是主席写的吗？”朱德缓慢他说：“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诗词有些是唯心主义的。”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稍停片刻，又说：“社会复杂，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的。你们年轻，不要轻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

    不久，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此后，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我也再没能见上他一面，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上。

    在朱德委员长之后，第二十走进春藕斋舞厅的国家领导人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

    见到共和国主席之前，首长和同志们谈到他，总是说少奇同志。这种称呼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走路脚步轻捷洒脱，眼里含着笑，嘴角漾着笑，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笑。真奇怪，从见到他第一眼．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连见到伟人时容易产生的那种肃然之感也没有，只是一味感到亲近。我竟无拘无束迎上去，落落大方地问候：“刘主席，您好。

    “谢谢。你是新来的同志吧？”

    “今天第一次来。小王，王学文。”老同志介绍。

    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像浸在八月阳光照射下的海水中一般温暖柔和。接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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