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小田小封已经吃了苦头。他们俩吸取教训，别人也要吸取教训。现在我们的国家，我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毛泽东这番话留给我印象很深，受到许多启发。后来我离开主席到新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历史。毛泽东逝世后，专运处同志叫我去瞻仰主席遗容，我的许多领导还惊讶：怎么，姚淑贤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我们还不知道呢！

    不久，我结婚了。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向我祝贺。我说：“我是自己谈的，没有打主席的旗号。”毛泽东说：“这就好，这也是实事求是。你们将来一定会幸福，白头到老。他还让我带丈夫来见他。

    那时。我出车频繁，丈夫在石家庄医学院上学，很难团聚。逢丈夫放寒暑假，本是团聚的机会，偏偏这时又是我最忙的时候。暑期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寒假时又去南方开会。专列紧张，除保证毛泽东外，临时调用接送其他首长的任务也很多。记得结婚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和丈夫几乎一天没有团聚。

    有一次，毛泽东去河南参观人民公社。专列快到石家庄了，毛泽东忽然叫我去。他说：“你们很忙，夫妻团聚不了。这次是个机会，回去看看爱人，团聚一下吧。

    我说：“役事，我们机会很多，我还有工作……”

    “机会不多么。”毛泽东屈指一算，“我心里有数，你们快半年没团聚了。年轻夫妻，我懂。要聚一聚，不然我心里不安。

    我心里一阵阵热，差点掉出泪来。毛泽东是很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想得这么多这么细啊！我在石家庄下车，与爱人匆匆一聚，又赶回专列。毛泽东越是关心我们。我搞好工作的愿望就越强烈。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临时接受任务去广州接周恩来同志回北京。过去，我曾多次参加接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是熟悉的。

    专列有两节高级软包，一节是毛泽东住，一节是江青住。现在，周恩来住在毛泽东的软包中，邓颖超住在江青使用的软包中。我先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志。

    我们习惯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她温柔雅静又很干练。她政治性强，又从不让这种政治性损伤她的妇女气质。这一点与江青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江青有时很热烈，有时又很冷峻。情绪不定。那种不安定的躁动时时可以感受到。当她想表现女性的温柔细腻时，总结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

    邓大姐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就在我手背上轻抚，始终望着我，并不左顾右盼。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像一股缓缓流淌的细水：“小姚，听口音你是天津人吧？”

    “是天津人。”我点点头。

    “你在天津哪个学校学习？”

    “在省立附小上过小学。”

    “那咱们还可以算校友呢。我在天津省立师范读过书。你对天津熟悉吗？

    “熟悉。我家就住天津河北区宙纬路。

    “噢，知道。我们也在那里呆过。。

    邓大姐同我就这样随随便便拉家常。告别时，她重新握住我的手，说：“在火车上工作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注意卫生，要注意休息。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又去看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性格各有特色。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朴实幽默，谈吐随便，言简意赅，思想特别活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文雅温和，坚定机智。眼睛特别明亮有神，说话时给人一种春风入怀的温馨感。。他心细，很注意礼貌，对邓颖超同志很尊重。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你看见你大姐没有？我说：“看见了，我刚从她那里出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他的谈话总是围绕着毛泽东转。询问毛泽东在火车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反复嘱托我搞好服务工作。保证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懂感情的。下车前，他说：“你们列车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常年在外，家庭生活少。少了就更要珍惜。要多体谅关心对方。夫妻到了一起，不要光是柴米油盐，精神生活也要丰富。比如一起逛逛公园，一道看看戏，这样感情会更深。

    我与爱人在天津相聚时，便一道去看了场戏。表演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爱情悲剧。我和爱人含泪看完戏，回来路上彼此靠得紧紧的，都觉得应该加倍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情感。

    回到专列上，晚饭时我把这出戏讲给毛泽东听。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于是，我的情绪也高起来。既然主席爱听，我就讲得很仔细，还夹带了不少议论。讲完了，毛泽东忽然问：“这戏的名字叫什么？”

    “《风头杈》”。我估计他没看过，还提建议说：“主席应该看看，很不错的。”

    “《凤头衩》？毛泽东望住我。

    我犹豫了，没把握地：“是《凤头衩》还是……〈衩头凤》来着？哎呀，我记不清了。”毛泽东笑了：“是《衩头凤〉。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衩头凤，红酥手》。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琬，也是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语》里有记载……”

    我听着毛泽东讲述，既惊诧他知识的渊博，又惶愧自己是班门弄斧。我连《衩头凤》都没记清，就唠唠叨叨了一顿饭的工夫。而毛泽东居然有耐心一直听我讲完！

    1965年，我随专列送毛泽东去广州。

    车快到站了，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见毛泽东。我怀孕了。女同志一有了孩子便不适合在专列上工作。因为有了负担，需要照顾家，不能长期在外值班。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熟悉了，他只掀起眼皮瞟我一眼，便继续在文件上写着什么，一边随口问道：“有什么事吗？”

    “主席，我……我下次可能不来了。”

    “嗯？”毛泽东一怔，放下笔。望住我：“为什么？”

    我脸红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我可能要休产假了。”我低下头小声说。

    毛泽东注视我片刻，笑了。说：“那是大喜呀。事先也不知道。没准备什么东西送你……”他沉吟片刻。他完全明白我有了孩子就不可能再回专列上工作。我心里有个愿望，不好意思说。我只盼望毛泽东能主动想到。我跟随他十几年，他应该想到的

    毛泽东离开办公桌，踱了几步，重新望住我：“小姚，那么我们合个影吧。”

    我眼里立刻涌起一层泪花。这正是我最大的愿望啊！

    毛泽东叫来侯波同志，请她为我们合了一张影。这张照片从此便永远伴随着我。

    毛泽东下车了，我随专列返回北京；从此，我调离专运处。再也不曾见到毛泽东。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十几年连同分别时的那张合影照片，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第六章 高处不胜寒

    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着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楚辞》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是思考还是人睡了？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而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嘀咕：“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大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很有一没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下列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二十四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王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钠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钠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钠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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