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紧张为难。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是劝主席吃药难，二是应付江青难。

    一次，毛泽东精神不大好，经常皱起眉头吸凉气，饭也吃不下，时时用手捂住腮帮。我观察到了，马上想到他的龋齿，坚持替他检查。他只好坐在藤椅上，张开嘴。

    果然是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我想起主席说的话。他笑了。我说：“这次可是真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毛泽东疼得直皱眉，却仍然在笑：“你们这些医生呀，就喜欢用药。

    “是呀，有病不用药怎么行？”

    “我不用药。”毛泽东有时很像一个固执的孩子，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吸凉气。

    “别讳疾忌医呀，这是您常讲的话。我知道跟主席打交道难，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话去攻他。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可以好。”

    毛泽东经常是凭直觉办事，而他这样的伟人的直觉有时确实入木三分。他说：“我不用药。你吃药好了，你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我问：“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毛泽东说：“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我说不过他，只好妥协：“那好，我要多观察。要是你的抵抗力不能战胜，我还得用药。”

    几天后，毛泽东没用抗生素便好了。他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事万物，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在我的记忆中，毛泽东患小病，我给他药，他全给我顶回来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徐医生说，你这个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话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他病比较重时，也有听我话的时候。但是用药也是再三询问。我是大学毕业，可以讲出一套一套道理。他信服了，便自觉用药。早在1953年，他便多次对我说：“中药和中国菜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不信你往后瞧。

    说服主席用药难，毕竟是医生和病人的配合问题，何况多数时候毛泽东是正确的。应付江青难，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了。

    我和江青争吵，多次闹到毛泽东那里。罗瑞卿、汪东兴、傅连漳等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最初，事情并不是从医疗上引起。

    江青脾气霸道，卫士和护士没有不受欺侮的。我正年轻，看不惯，便去毛泽东那里告状。毛泽东每次都是支持我，严厉批评江青，有时批得相当厉害，甚至发脾气喊：“滚，你给我滚出去！”

    江青发现是我告状。记仇了。她找不出我医疗上的毛病，便随便扣帽子。

    江青有时也吃安眠药。我们会诊后，经研究给她药。有一次，她突然大吵大闹，说让她吃安眠药的全是反革命，想用毒药害她。这条罪名安头上是要坐牢杀头的。事情闹起来，她拿不出证据，我也无法澄清，她就是说她中毒了。定不了案，她便赶我走：“让他走，这里不要他，马上让他给我走！

    担这分嫌疑，我虽离开日子也不好过。吴旭君同志便将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她说：“徐涛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么我也是反革命了。要处理就一起处理我们两个。”

    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异常气愤，发了脾气。当即叫来江青，斥问：“徐涛是我的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赶走？”毛泽东一旦真动怒，江青轻易不敢吵闹顶撞，有时还要做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非常严厉他说：“他们为我看病为我服务，从根本上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你凭什么就能赶他走？你怎么赶走的就给我怎么请回来！你要给我向他当面道歉！

    江青退出来，不敢公开违抗，只好又让我回来，并且当面向我道歉。她原以为我也会做做自我批评，至少会说几句客气话。可是，她加给我的全是莫须有罪名，我怎么可能说客气话呢？为此，江青更恼火我，逢人便讲：“徐涛那么大架子。我都向他道歉了，他就不做一点自我批评。”有的同志将话传给我，劝我去讲几句。我那时血气盛，自认没错，到底不曾说一句客气话。

    于是，这件“不做自我批评”又成了她下次整我时的罪名之一。我曾几次被她赶走，都是毛泽东命令她把我请回来。当时，副卫士长孙勇等同志也常向毛泽东告江青的状。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江青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对我和卫士们不止一次说过：“江青这个人哪，我跟她搞不来，谁跟她也搞不来！”

    1959年，江青在广州又一次发脾气赶我走，她常为一些小事发无名火，有时她自己心情不好也找身边的人撒气，你就是再小心也不行。她外出散步，问外边冷不冷？卫士说不冷。她一出去就发脾气：“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回来打扑克。又怪卫士出错牌，喊起来：“出去，你给我出去站着去！”

    卫士在走廊里罚站几小时。我劝他走，我说我给放哨，江青什么时候出来我再叫你出来站。卫士非常忠厚老实，就那么站着不走。我请省公安厅厅长从中劝说，厅长在江青盛怒之下不敢多劝。后来这名卫士给北京打电话，报告卫士长，卫士长又报告了毛泽东。这件事把毛泽东气坏了。他当即指示，让这位卫士回北京，不要再给江青服务。

    江青肚子里更憋火，便朝我发。就像世上某些常见的情景。她开始是生闷气，当着我面摔门，出出进进把门摔得很响。我也气盛，反过来也用力摔门，声音更大。这下子她发作了，喊叫起来：“徐涛，你摔谁？不想干你就走，马上给我走！我看了她一眼，什么话也不说，拿起药箱就走。可是，她又喊起来：“你走你的，把药给我留下！”我说：“那不行。这药是我负责的，我是医生。我不能留。留下来你再中了毒，我负不起责任。”她说：“我叫你留下！”我说：“医生不能这样做。”后来，由省公安厅为她另派了卫士和医护人员。

    这件事后，我考虑与江青结怨已深，留下继续工作已经不方便。过段时间，寻找一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回医院工作。

    毛泽东不愿我走。但是，他还是理解了我。他曾手指江青说：“你这个人非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能跟你搞到一起！

    那时，要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下去，就得适应江青。否则，她总闹事，对毛泽东精力牵扯很大。毛泽东整天考虑国家大事。这样牵扯怎么受得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与江青分居，我是完全理解的。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不能让江青这样无休止地去干扰和牵扯毛泽东的精力啊！

    毛泽东最后说：“这样吧，你这么好个医生，给我一个人办事也太浪费。你还是到群众中去，到北医。但我们熟悉了，我有病有事就找你。

    毛泽东始终相信我、关心我，我和吴旭君同志结婚，他向我们贺喜，并送我们一套新出版的他的选集。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他又祝贺说：“祝贺你们为新中国增添建设者。”孩子会走了，他让送他那里去玩。孩子由家里老太太照看，毛泽东向老太太亲表谢意：“小徐和小吴在我身边工作，你老人家也是做了很大贡献。”我离开中南海后，还经常被毛泽东叫去看病或聊天。我爱人吴旭君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二十多年。

    从延安时代始、毛泽东就严厉禁止江青干预政治。为此，我和卫士们都目睹过江青向毛泽东大吵大闹。毛泽东不曾让步。但是，1963年后，江青逐步涉足党的政治活动。诸多原因中，林彪。康生等人是起了不少作用的。同时，也不难看出，她的野心和政治阴谋活动，是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身体健康状况日下而愈演愈烈。

    由于过度劳累和生活的无规律，饮食的随意性，毛泽东较早开始衰老了。这种衰老最初并非表现于闹病。1965年，外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后，这样写道：“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又一下子放了下来……毛懒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尤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这不是疾病，却是比疾病更难缠的衰老。毛泽东是名伟大的战士，对物质并不眷恋，敢于作最艰苦斗争的选择。他在所有对手面前都是强者，胜利者。然而，面对衰老，他便如同姜菩众生一样，无论多么伟大也奈何不了自然法则。安德烈·马尔罗研究写作过世界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对毛泽东是钦敬的，和毛泽东交谈之后曾暗暗震动。因为大脑哪怕出现微小的梗塞，也总是首先表现在行动的僵硬上。丘吉尔曾患这种病。当他去巴黎接受解放勋章的时候，走起路来和毛泽东一样。

    年复一年，毛泽东渐惭衰老。像灯一样，油慢慢地耗尽。“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几天睡不好觉，吃二三次安眠药也睡不好。护士长吴旭君异常焦躁。这种情况过去虽然也有，毕竟现在年事已高，渐渐衰弱的身体骤然垮下来。党的“十大”召开时，毛泽东已经不能“健步走上主席台”。他的行动已经不便。闭幕时，全体代表退场后，他才离开。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前夕。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的医疗救护工作。

    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毛泽东必须接见。中央成立了医疗组进行抢救，由周恩来亲自掌握。他把我找去，说：“徐涛，你了解主席过去的情况，你也参加治疗工作。”

    抢救中，输液使用了大量抗生素。望着主席重病虚弱的身体，我想起他牙床化脓不肯吃抗生素的往事，想起他在北戴河游泳，向惊涛狂浪挑战时的气魄体魄，我心如刀绞，泪溢眼眶。

    然而，抢救之后，江青不满意结果，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的“白衫阴谋”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当时有五位医生被指控、逮捕。

    江青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时，已是令人望而生畏地站在了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一句话足以叫我们人头落地。还有谁能阻止她？我几乎要绝望了。

    毛泽东终于得知这个消息。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我们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毛泽东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病后，毛泽东的天地渐渐变小。记忆力减退，最近的事情最易忘记，反而是青少年时的记忆保留多些。人老了都是这样，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精神活动不断缩减，判断力和注意力松弛，这是语言困难的前奏。

    那以后，毛泽东再没写过多少东西。他的诗同手稿都是由吴旭君保管。从1963午3月一直到1973年冬，毛泽东对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吴旭看作记录，等毛泽东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然而，到了1973年冬，他已不愿着笔了。

    那天，毛泽东叫吴旭君把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都抄写一遍。抄完第一遍，与毛泽东一起核对，毛泽东对其中有的诗词再作了修改。但对《贺新郎·读史》一同未改。核对时，主席手稿是“为问何时猜得？”吴旭君特意问：是“为”还是“如”？毛泽东说是“如”不是“为”。吴旭君请毛泽东在乎稿上改一改，毛泽东说：“不要改了，随它去。”词的下阕有一句：“盗拓庄跷流誉后”，毛泽东叫吴旭君在盗字上加引号，即成“盗”。吴旭君又请毛泽东在他的手稿上也改一下，毛泽东说：“不要麻烦了，就这样。吴旭君抄完第二遍（将第一遍抄稿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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