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永远都不会在你的生命中缺席。
《六弄咖啡馆》10(1)
回到家之后，妈妈的脸色跟之前我逃课时一样难看。
“你今天去哪里了？”妈妈问。
“同学家。”我回答。
“去同学家干么？”
“去拯救无辜的小动物。”
“小动物？”妈妈的眉头一皱，“那你有没有想过回家后怎么拯救自己？”
“这次没有。”
“那下个月都禁足如何？”妈妈站起身，拿了条毛巾给我。
“可不可以下下个月？”我果然是白目的。
“你说呢？”
“可……”我本来想说可以，但话没说完，我就缩了回去，“我不知道。”
“幸好你没说可以，”妈妈的表情很严肃，“否则你下个月和下下个月都别想出门了。你知不知道，距离联考剩不到一百天了？”
“嗯，我知道……”我点点头。
“知道就好。下个月禁足，你给我记得了。”转身回房间之前，妈妈还转头警告我。
被禁足的感觉很难受，尤其你心里一直想见一个人的时候。
当然，我每天都能见到李心蕊，但在学校的见面跟假日一起出去的见面是不一样的，感觉天差地远。
禁足是妈妈最严厉的惩罚，那表示我的回家时间不得有超过五分钟的误差，否则禁足的时间会加倍。我一直在争取十分钟的误差，好让我至少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能在放学后或补习之后，陪李心蕊走一段路。但是妈妈说，从学校和补习班回家的路上，会经过的红绿灯并不太多，而且最多停个一分钟左右，她多给了我五分钟的时间，表示我就算停了五个红绿灯，也可以准时到家。
课业已经重到不能再重下去了，民国六十五年出生的孩子就是比较倒霉。太多父母亲希望在龙年生一个龙儿龙女，结果造成了该年联考人数大爆炸，比以往的报考人数足足多了三万多人。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电影里面的某个画面，从高处拍摄日本东京新宿区的大十字路口，那密密麻麻正在过马路的人群，其实也不过五六百人。国片里面，在成功岭大操场集合一同升旗的一整个军团，阿兵哥人数也不过才一万多。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平白无故多了三万多人跟你抢一个入口，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呢？
“不要多想，念书就对了。”心蕊是这么安慰我的。
“放弃啦！别念了！重考之年一片光明！”阿智是这么安慰我的。不过，我倒觉得这不像安慰，反而像是在找人一起下地狱。
我们导师在当时说过一段话：“以过去的数据分布来计算，将近十六万的考生当中，大概会有九千人缺考一至两门课，甚至全部缺考。再者，已经放弃决定重考的考生大概有近两万人。这加减起来，今年的联考人数，跟往年有什么差别呢？就算有差别，也都不是重点了。当你一进到考场，坐到贴着自己准考证号码的位置上，你的敌人就不是十六万的考生，而是你自己。”
然后，在联考前六十天，我跟李心蕊同时点头，决定取消活动中心地下室的午餐约会。下课补习后的散步，当然也就必须跟着停止。我们都不希望在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当我们其中一个已经是某所大学的新生时，另一个还留在家里等着明年继续跟自己的学弟妹争夺那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才能拿到的大学入场券。
在这之后，李心蕊看着我的眼神，总是带有一种说不清的深邃，像是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起。我曾经试图在放学后偷一点时间跟她聊一聊，但是，这时的她总会满脸笑容，一派自然地告诉我：“乖乖补习去，关闵绿。”
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真的不太懂。
而阿智比之前更加认真念书，因为他其实不想重考，“我的家境可能没办法供我重考，或是就读私立大学。”这是他的理由。
“那……”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蔡心怡的房间电话，你还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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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弄咖啡馆》10(2)
他看了纸条一眼，眨了眨眼睛，“替我保管一下吧，保管到联考发榜之后。希望我能在发榜之后，打这支电话约她出来看电影。”
在联考前的某一天，我打电话给李心蕊，那已经是接近十二点的深夜，我的历史第四册还没念完。
“喂？”她接起电话。
“何谓产业革命？”我问。
“啊？”她愣了一下，“你打电话来考我历史？”
“何谓产业革命？”我又问了一次。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神权君政和封建特权，确立了民主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新理想。但这样的革命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的改变。另一种变动更大、影响更远，但手段却很和平的革命，就称为产业革命。”
“好了，你历史一百分了，不用再念了。”
“……”
“刚刚那一题会考，你要记下来。”
“我不是已经记下来了吗？”
“好，那我再问你……”
“唉！”她打断我，“关闵绿，你睡不着是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这么晚打电话来考人家历史？”
“我其实不是想考你历史……”
“你其实是想我，对吗？”电话那头，她偷偷地小声笑着。
“不是耶。”我故意逗她。
“那不然呢？”她的语气变了。
“我不只是想你，我还想听你的声音。”我说。
“你愈来愈诚实了。”
“可是你却不是。”
电话里的她没说话，但却传来喀啦喀啦的声响，很明显的，她在变换讲电话的角度。
“怎么这么说？”
“你有话没讲，对吗？”我直接地问。
“你怎么判断呢？”
“你的大眼睛告诉我的。”
“我该挖掉它吗？”她呵呵笑着。
“你现在想说吗？”
“其实，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怕我们……”她欲言又止的。
“怕我们怎样？”
“闵绿，”她深吸了一口气，“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诚实地回答我。”
“好。”
“如果我们不同校，或是我们当中有人没考上，那么，我们还会像现在一样吗？”
“会！”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因为我不觉得我们会分开。”我说。
“你不怕我们考不上吗？”
“不怕。”
“就算我们考上了，你不怕我们不同校吗？”
“你为什么担心这个？”
“距离是浇熄爱情的第一桶冷水，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就算知道我也不怕。”
“为什么呢？”
“我真应该叫你李艹的，”我笑了一笑，“或是你早该去改名字了，那么你就不会这么多心。”
“干么这个时候还要消遣我？”
“我不是消遣你，”我认真地说，“这时候的我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有信心的男朋友，这么一来，我才能够给你信心。如果连我都没有信心了，我们可能就真的没办法在一起了。”
说完，我们约莫沉默了十几秒钟，然后，她开口了。
“那，我们约定好一件事，好吗？”
“你说。”
“如果我们顺利地考上同一所学校，或是学校在同一个县市，那我们就去放烟火庆祝，好吗？”
“好。”我接着说，“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你想要考哪一所学校，什么科系。”
“如果我不说呢？”
“为什么不说？”
“如果我们的将来不是刻意去凑在一起的，那样的缘分才叫足够，不是吗？”电话那一头的她，毫不考虑地这么说着。
我说过了，我跟她，缘分不太够。
《六弄咖啡馆》11(1)
女生在想什么，我举双手发誓，我真的不是很了解。不，应该说，我根本就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
她所有的担忧与恐惧都是因为害怕分开，但当有办法解决分开的问题时，她又觉得这不是可以解决的方法。她不喜欢刻意凑起来的缘分，那么，如果缘分刻意安排我们分开，那时候，她就可以欣然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在联考之前，我时常想起这样的问题，我甚至假设过两地分离之后，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她在高雄我在台北，那我们要怎么见面？该由谁移动？是她移动到台北吗？还是我移动到高雄？如果把女孩子一个人搭车可能会有危险的因素考虑进去，其实结论呼之欲出了……
就是我移动。
“那你就移动啊！”阿智说。当我跟阿智提起这个问题时，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杞人忧天得很严重的白痴，像是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需要费心思多想答案一样。
“不是，不是，你没听出我担心的是什么。”
“你担心什么？”
“钱。”
“钱？”
“对！就是钱。”
“你的意思是……担心你没钱坐车？”他思索了一下，才点出我真正考虑的问题点。
“废话！”我朝他手臂上轰了一下。
“那你就趁暑假去打工啊。”他也朝我的手臂上轰了一下。
“耶？”一语惊醒梦中人般，我提高了音调，“我怎么没想到？”说完，我再朝他胸口补了一拳。
“你他妈的白痴！”他骂了我一句，也朝我胸口补了一拳，“你自己算一算，假设一个月让你赚一万块左右，两个月就有两万块，搭一次统联，学生票才三百三，你可以搭六十几次耶。”
“不就那么刚好让我找到工作喔？”我勒住他的脖子，紧紧的。
“你不找就永远找不到啦！”他朝我的肚子重重地打了一拳。
“你星期天下课陪我去找！”我放开勒住他脖子的手，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我星期天要念书，你自己去找。”他也马上还以颜色。
“我不管！”我在他背上打了两拳，“不去的话，你今天就死定了！”
“谁会躺在地上还不知道咧！”他又打了我肚子两拳。
正当我们打得不可开交时，李心蕊跟蔡心怡刚好经过我们旁边，两个人停下脚步看着我们，我们也停手看着她们，大约过了三秒钟，她们说了两个字……
“幼稚。”
说完她们就转头走开，留下面面相觑的我跟阿智。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上学前都会到便利商店去买一份报纸，趁着吃早餐的十几分钟，快速地翻阅求职栏，然后抄下几个电话号码，在下课的十分钟里，用学校的公共电话打去问。
不过，每次打去的对话总是像这样：
“喂，你好，请问是不是在征○○○？”我说。
“对啊。”电话那头说。
“那我方便过去应征吗？”我说。
“你听起来很年轻，你几岁啊？”电话那头说。
“我再过几个月满十八。”我说。
“那很不好意思喔，我们不征工读生喔。”电话那头说。
接下来就是说再见了。
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喂，你好，请问是不是有在征○○○？”我说。
“嗯，没错。”电话那头说。
“那我方便过去应征吗？”我说。
“好啊，你几点要来？”电话那头说。
听到这样的响应，我欣喜若狂，“我可以晚上补完习之后再去吗？”
“补习？”电话那头的语气显得有些纳闷，“补什么习？”
“高三考大学的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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