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职就成了日本卡斯特体制的构成要素。日本被分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各藩领主总是互相嫉妒对方的势力，关系重大的社会制度是那些有关处置领主和家臣及待从特权的制度。不管日本多么认真地从中国输入文明，但它没有能够采纳中国的生活方式，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例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或中国的大宗族制，这种宗族制把各种人联成一个大宗族。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关于世俗皇帝的思想。日本人称皇室为“高居云端的人们”，只有这一族的人才能登上皇位。中国如此频繁地发生王朝更迭，日本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天皇是不可侵犯的，他的人身是神圣的。将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天皇们及其宫廷无疑根本就没有想像过中国的制度在这些方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推测过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怎样的一些变更。

    因此，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但这种新文明只是为世袭领土和家臣长达数世纪的争霸战争开拓了道路。8世纪末叶之前，贵族藤原氏掌握了统治权，把天皇推到台后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藤原氏的统治遭到封建领主的抵制，整个国家陷入了内乱，此时一个颇为有

    落，

    名的封建领主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竞争者，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人称号成了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这个头衔的全称意思是“平定未开化的野蛮之徒的大元帅”【日语全称为“征夷大将军”。——译注】。这就像在日本已成惯例的做法那样，源赖朝使这个官职成为源氏家族世袭的官职，直至他的子孙无力抑制其他封建领主时为止。天皇被架空了，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将军举行授职礼，他没有政治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所谓的幕府【幕府原意系指“征夷大将军”的营帐，后转称将军的政府。——译注】手里，幕府试图靠对不服从命令的藩使用武力来确保其统治，每一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其自己的武装待从，即武士，这些武士按其主公之命动用刀剑，他们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随时准备为其主公同相对抗的藩或作为统治者的将军斗争，对他们的“适当位置”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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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内战遍地。经过几十年动乱，伟大的家康【即德川家康（1542～1600年在关原之战中击败敌对势力，1603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后曾一度被追引退。1607年消灭了丰臣氏，最终确立了江户幕府的统治。——译注】战胜了所有的对手，1603年成为德川氏的第一代将军，尔后的二个半世纪中家康家族独占将军的位置。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为止。近代历史的帷幕从此揭开。漫长的德川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代之一。直到它的末期，还在日本维持了武装和平，实施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统治完全是为德川氏服务的。

    家康面临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而他没有选择一种易于解决的办法。在内乱中一些最强大的藩的领主与他为敌，只是在最后惨败之后才归顺他。这些人被叫做所谓的“外样”（即旁系）大名。家康仍然让这些大名统辖他们的藩和他们的武士，确实，日本所有的封建领主当中这些大名在自己的领地里继续拥有最大的自治权。但是，家康不给这些大名以成为他的家臣的荣誉，并把他们排斥在一切重要职务之外。这些重要位置都留给“谱代”（即嫡系）大名，即内战中家康的支持者们。为了维持这种困难的政治体制，德川氏采取一种政策，不让封建领主，即大名，积蓄力量，阻止其中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德川氏为了在日本维持和平与德川家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废止封建体制，反而进一步强化它，使它更为坚固。

    日本封建社会是复杂的等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世袭固定的。德川氏巩固了这个制度，并规定了每个卡斯特的日常行动细则。各户家长必须在其门口挂上牌子，表明该户的阶级地位以及有关其世袭身份的必要事实。他所能穿的衣服，他所能买的食物，以及他能够合法居住的房屋的种类，都是根据这种世袭身份规定的。皇族和宫廷贵族（宫卿）之下，日本有四个等级（或称卡斯特），等级次序如下：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贱民。贱民阶级当中人数最多，最著名的是“秽多”，即那些从事被禁忌的职业的人。他们是拾垃圾的人、埋葬死刑犯尸体的人、

    1616），

    剥死兽皮的人和制造皮革的人。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不可计入人类之数的人，甚至穿过他们村落的那一段道路也是不可计入里程中的，好像这个地域的土地和居民全然不存在似的。他们极度贫困。虽然，他们的职业活动是得到保证的，但是，他们却被置于正式社会结构之外。

    商人仅仅是在贱民阶级之上。不管这对美国人说来是多么离奇，但在一个封建社会里这是完全真实的。商人阶级经常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当实业家受到尊敬和兴旺发达起来的时候，封建制度就衰落下来了。德川氏在17世纪用任何国家都未曾强制实行过的果断法律，宣布日本锁国，他们抽掉了商人的立足之地。日本往来于中国和朝鲜沿岸一带的海上贸易，曾经是很繁荣的。一个商人阶级亦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了。德川氏宣布建造或驾驶超过某种尺寸的船只应受极刑，从而阻止了这一切贸易。得到许可的小船既不能渡海前往大陆，也不能装载很多商品。由于各个藩的边境上都建立了严格取缔商品进出的关卡，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重限制，另有一些法律直接强调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取缔奢侈令规定了他们能穿的衣服，他们能用的伞，以及他们在婚礼或葬礼上能花多少钱。他们不能住在武士区里。在享有特权的武士的刀面前，他们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德川氏把商人限制在低下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情况下自然是行不通的，当时日本正在走向货币经济的道路，但是德川氏还是试图限制商人。

    德川幕府把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适合于稳定的封建制度的阶级凝固于僵硬刻板的形式之中，在最后由家康结束的内战进行期间，大军阀秀吉已经用其有名的“刀狩令”【1588年丰臣秀吉颁布了“刀狩令”，禁止农民拥有武器，农民手中的武器一律由领主予以没收。该令的目的旨在加速兵农分离。——译注】完全使这两个阶级分离了。他禁止农民携带武器，只给武士以带刀的权但武士不可以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在法律上也被禁止成为生产者，他成了从农民交纳的租米中取得每年俸禄的寄生阶级的一员。大名掌握着这种租米，然后由他作为俸禄分配给每一个家臣——武士。武士在哪儿寻找生计已不成为问题。他完全依靠他的领主。日本历史的较早时代，封建领主和武士在几乎是连绵不断的藩与藩之间的战争过程中，建立了牢固联系。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联系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既不是一个像中世纪欧洲的骑上那样拥有自己领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为发财而冒险的游侠骑士。他是依靠一份固定俸禄为生的人，这份俸禄并不高，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只相当于农民的收入，仅够勉强维持生计而已【赫伯摿.诺曼：《日本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而出现》第17页，注12。——原注】。对武士的家族来说，最不利的事情就是由几个继承者来分割这份俸禄，因此武士限制其家庭的人口数。他们最讨厌的事情是炫耀财富和声望，所以在他们的礼教习俗中非常强调节俭为高尚道德。

    一道鸿沟把武士与农、工、商其他三个阶级隔绝开来了。这三个阶级是“庶民”。武士则不是。佩刀既是武士的特权，也是武士卡斯特的标记，但并非只是装饰。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在德川时代以前他们就一直习惯于这么做。家康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不表

    利，

    敬意之庶民得就地斩首”。这些法令不过是对早已存在的习惯赋以法律效力而已。家康并不想让庶民与武士阶级之间产生互相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立足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两个阶级仿佛分别走两道不同的楼梯，每个楼梯从上到下都有各自的法令和规则、统治和互相义务，走在两道楼梯上的人之间只存在距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隔离状态有时也因情况所迫而不得不被打破，架起桥梁，互相沟通，但这不是这种体制的组成部分。

    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仅是带剑的武夫。他们逐渐成为其主君的产业的管事，成为像能乐【日本的传统戏剧之一。能是一种在齐唱团（伴唱团）的伴唱和口子（乐队）的伴奏下，边朗诵边舞蹈的歌舞剧。几乎不用布景，主要通过演员使用精巧、豪华的假面具来表达角色内在的象征性气质。每场时间约在30～160分钟之间。能乐师是一种世传的专门性职业，等级森严。——译注】、茶道这样一些和平技艺的专家。各种礼仪都由他们来安排，大名的谋略由他们巧妙地加以实现。和平的两百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一人独自挥舞刀剑的机会自然是少有的。就拿商人而言，尽管有卡斯特的制约，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有了变化，地位提高了，成为举止文雅、有艺术修养、追求娱乐享受的人，武士亦然，虽然仍然随时准备拔刀相斗，但还是学会了和平的技艺。

    se 5

    农民在武士面前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得交纳很重的年贡，又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他们拥有耕地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而在日本，拥有土地会给人以声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土地不得永久转让，这保护了耕作者的利益，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那儿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拥有他极为看重的土地永久使用权。他耕作其土地就像今天他的后裔耕作其水田那样勤勉而不辞辛劳。但是。他是阿特拉斯【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神，常比喻身负重担的人。——译注】，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整个寄生的上层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的俸禄。他被课以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在另一个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国家暹罗，传说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在有些藩，年贡达80%，并且还常常要农民服繁重的劳役或强制劳动。像武士一样，农民也得限制家庭人口数，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几乎停滞在相同的数字上。对一个亚洲国家来说，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中的这些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性质。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对靠租税而活的武士还是对从事生产的阶级都是如此，但是在每一个依附者与其上司之间则存在一种可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侵犯，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农民们，即使处于最悲惨的贫穷之中，也不仅向封建领主提出抗议，而且向幕府当局进行抗议。在德川幕府150年统治期间，这种反抗的行动至少有1000起。这些抗议并非起因于“40%

    归领主，60%归耕作者”（四公六民）这种传统的重课，而全部都是为反对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当情况恶化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前往其领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裁决的过程是有秩序的。农民写出正式的要求匡正秕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管家。请愿书被拦截，或者大名对他们的诉苦充耳不闻时，他们就派代表前往首都（江户），向幕府递交诉状，从有名的反抗事件来看，使用的办法是：等待幕府的高级官员经过首都的市中心时，把诉状直接塞进他的轿子里去。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确保将诉状送达。但是，不管农民在递交请愿书时冒了多大危险，此后幕府当局会对诉状进行调查，而且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博扲.休：《德川时代的日本农民起义》，日本亚细亚学会会刊，第二辑，1938）。——原注】。

    但是，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并不允许农民这么做，尽管幕府对农民的要求作出了裁决。农民的诉苦也许是正当的，国家尊重其诉苦也许是得当的，但是农民领袖们违背了严格的等级制的法律。即使裁决对他们有利，他们还是破坏了他们应该效忠主君的最基本之法律，这是不能宽恕的。因此得将他们判处死刑。他们正确的动机与此毫无关系。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民众大批涌向行刑现场，在那儿反抗的领导人或被滚油煎死，或被斩首，或被处以磔刑，但是在行刑时群众并不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事后他们为死者建立祠堂，把他们作为殉道者来崇敬，但是他们承认处刑本身是他们据以生活的等级制法律的必要部分。

    总之，历代德川将军都致力于固定各个藩里的等级（卡斯特）结构，使每个阶级都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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