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里，显然是很离谱的事——如果写成秦之孝家的是随秦可卿来到贾家并分匿于荣国府的一个丫头，年龄尚小，为应付可能遇到的盘查，由王熙凤认作干女儿，那就合理得多；原来的合理设计，为避文祸不得不改易为费解的文字。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曹雪芹是在怎样苛酷险恶的人文环境下，呕心沥血地“著书黄叶村”的。在他的构思中，妙玉的祖辈，应是贾、史两家的同僚，并与“秦可卿家族”过从甚密；但到妙玉父辈，家道已然中落，后她父母双亡，成为权势不容之遗孤，所以在到了京城牟尼院师父圆寂后，她一方面不得不投奔世交府第以求庇护，一方面自尊心使然，必得贾府下帖子恭请。王夫人对她的底细本是清楚的，只是不知她近十来年的境况，所以听“秦之孝家的”说得差不多了，便不拟再听，立即允诺。

    到书中第四十一回，妙玉才正式登台亮相，这时读者大吃一惊，这位带发修行的破落家族的孑存者，却收藏着连贾府也未必拥有的珍奇古瓷文物。而且，贾母与妙玉的对话极耐人寻味：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贾母一见便道：“我不吃六安茶。”这显然是贾母早年与妙玉祖上甚熟，知道她家嗜饮六安茶，否则此话脱口而出，殊不可解；而妙玉显然也早知贾母的“臭讲究”，所以马上笑应：“知道，这是老君眉。”后来贾家败落，起因应是元妃死于非命，贾赦为古扇害死石呆子等罪愆遭到告发，以及王熙凤的几桩恶行；贾府遭抄家籍没，初时妙玉可能尚滞留荒芜的大观园中，暂无大碍；但很可能是，在清查贾府罪愆的过程中，从王夫人陪房周瑞女婿古董商冷子兴的流水账目里，查出了那成窑小盖钟的来历——妙玉家从“秦可卿家族”那里得来，传给了妙玉，而因妙玉用其给贾母献茶，贾母顺手递给刘姥姥喝干了，妙玉嫌脏，经贾宝玉手，白给了刘姥姥，刘姥姥女婿王狗儿，后来托冷子兴转卖，可能卖到了忠顺王府……而这稀世瑰宝成窑小盖钟原是宫中之物，事情闹大，宝玉竟因此被逮入狱，妙玉闻此，从“槛外”急奔“槛内”，“云空未必空”，挺身而出，自认“祸首”，最后为救宝玉，不惜“风尘肮脏违心愿”，“无瑕白玉遭泥陷”，很可能是，屈从了忠顺王爷那个“枯骨”般的老色鬼，但在宝玉确实脱离险境后，便惨烈地与“枯骨”同归于尽了！

    一般的读者，受了高鹗伪续的影响，往往以为妙玉对宝玉的种种态度，是她在暗恋宝玉，这是大误会；妙玉在大观园里稍微住些时间，便不难知道贾宝玉与黛玉二人的爱情关系，而且薛宝钗的坐等“金玉姻缘”实现，也是明摆着的；她会生出“第四者插足”的想法么？我以为，不会。何况她岁数也比贾宝玉大了许多。她之所以在宝玉生日时派人递贺帖，确如宝玉自己所解：“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什么“知识”？就是：“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他们反“正统”的放诞诡僻是“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依我想来，妙玉应是暗中鼓励宝黛的“木石之恋”的。那么，太虚幻境那册子里妙玉一幅，判词中“欲洁何曾洁”何所指？以及“曲演红楼梦”中关于她的那一曲《世难容》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等语，该作何解释呢？有人将曲中的“王孙公子”指为宝玉，大谬！宝玉是只爱黛玉一人的，怎会对妙玉有姻缘之想？！依我的思路，妙玉的令世人难容，是她对某王孙公子曾有过大胆的青梅竹马之恋，这甚至连她的亲生父母也不能原谅，所以将她送入燃“青灯”的“古殿”（注意，栊翠庵绝非“古殿”），使她“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而也爱她的王孙公子（韩奇？陈也俊？）只能“叹无缘”。

    第七十六回，悲剧的大终局节节逼近，史湘云与林黛玉的凹晶馆联句，到第二十二韵，她们分别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谶语”道出了各自的结果。后来妙玉从山石后转出，止住她们，把她们引入栊翠庵，一气续成十三韵；妙玉“才华阜比仙”，她同警幻仙姑一样，以诗句暗示出了除已死的秦可卿和史、林这三钗以外的九钗的大结局：“香篆销金鼎，脂冰腻玉盆”，这是说元春在宫中的好日子将尽；“箫增嫠妇泣，衾倩侍儿温”，这是说宝钗将守活寡，在袭人离去后，“好歹留着麝月”，相依为命；“空帐悬文凤，闲屏掩彩鸳”，这是以喻王熙凤到头来一场空，并兼及贾府众丫头的离散；“犹步萦纡沼”指迎春很快就要掉到孙绍祖的虎口中，“还登寂历原”指探春将登至高处（杏元和番？）却远离家族备感寂寞；“歧熟焉忘径”指惜春早已决心出家，果然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泉知不问源”指巧姐有受其母恩的刘姥姥报答援救；“钟鸣栊翠寺”透露妙玉自己将离开栊翠寺赴难，而“鸡唱稻香村”则喻示贾兰中举而了李纨终获诰封；余下的各句，多从总体上咏叹贾府“树倒猢狲散”后的种种窘境，特别值得注意的一句是“振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是否暗示在贾府被打击而作鸟兽散的同时，却又有柳湘莲等一干人作了强梁，实行着对皇帝的反抗？

    我曾将自己关于秦可卿和元春结局的探佚成果，以小说形式展现，不消说，我关于妙玉之谜的探佚心得，亦将尝试以小说形式，奉献于读者。

    雅趣相与析

    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发愿要将自己在“红学”探佚方面的心得，以小说形式体现出来。经过不断的努力，1993年完成了《秦可卿之死》，1995年完成了《贾元春之死》，1999年初完成了《妙玉之死》，这三部中篇小说，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中不仅破解了——秦可卿究竟是怎样的出身？贾元春究竟是怎么死的？妙玉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这“三钗”之谜，也连带把真本《红楼梦》八十回后其他许多人物的下落、归宿，作了交代。三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山东作协的《时代文学》双月刊上——我要感谢他们延续多

    年而未曾减退的支持；1994年华艺出版社汇集我关于《红楼梦》的文字出版了《秦可卿之死》一书，1996年出了增订本，可惜排印中舛错甚多，现在该社又把三部中篇和新的探佚文章以及原有的研“红”心得诸文，重新出成一本《红楼三钗之谜》，并精心校对、高质印制，估计5月可以面世。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之所以进入“红学”探佚领域，如痴如醉地探究秦可卿、贾元春、妙玉等人物的真面目、真结局，是因为我想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审美追求中获取营养。我知道，有的中国当代作家，不喜欢《红楼梦》，甚至不能卒读这部长篇小说。我以为，这恰恰说明，曹雪芹和《红楼梦》是个性鲜明的。惟其率性呈现，才不会是人见人爱，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会聚讼纷纭，才会令有的人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敬而远之，甚或不敬而弃之。

    秦可卿、贾元春、妙玉这三钗之谜，最难破解的是妙玉。不仅八十回后妙玉的结局究竟如何是个大谜，就是前八十回《红楼梦》里，妙玉那放诞诡僻的性格本身，也是一个谜——这性格是怎样形成的？需要破解的，不仅是人物的“后传”，其“前史”也令人意想悬悬。撰写“三死”最后一“死”过程中，王蒙来电话，问及我“忙些什么”，我在电话里刚呐出“妙玉”芳名，他那边便本能地反应道：“妙玉讨人嫌！”此答令我甚喜。喜的当然不是他对妙玉的直感式评价，而是能以无遮拦的真性情相对，并无意中大大激活了我解读妙玉那招人嫌厌的乖僻性格的决心。王蒙的研“红”，是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的续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发言的，无探佚之意；我则把高续视为与曹雪芹原著原意不相干，甚至大相径庭的另一回事；妙玉在前八十回中只露出“过高”、“过洁”的一面，八十回后曹稿无存，而高续大加荼毒，也难怪不少读者对她嫌厌，甚至视为“假惺惺”。我曾在1998年，两次撰文探讨妙玉性格及命运的底蕴，都发表于《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现在把完成的《妙玉之死》和那两篇文章对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断地调整。我觉得我在《妙玉之死》中，对妙玉性格的形成、发展，以及那放诞诡僻的性格最终怎样开放出凄美至善的人性花朵，做到了绵密细致地层层推进，并自圆其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妙玉之吟，有“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之叹；我这探佚小说，至多只是对曹公雅趣的一种刻意靠近罢了，但正如“疑义相与析”一样，曹公如此刻画妙玉性格命运的雅趣，也需要我们相与究析；我期待着同好的批评指正、诘驳论辩。

    有人问我：你从事“红学”探佚，写这三钗之死，难道没有某种对现实的关照寄托于内么？那种狭隘的“关照”，如影射、比附，是没有的。但广义的、深层的关照，又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红学”探佚文字里，融化着我的生命体验。我早在1978年，就写过一篇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内心深处呼吁尊重个性，二十多年来，这诉求一直贯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长篇小说《树与林同在》，更强化着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孤僻、比较难于被泛泛接触的人理解与容纳的，因此，解开妙玉那“讨人嫌”的性格内核中的人性之谜，于我来说，也确有某种特殊的迫切性。既然“性格即命运”，那么，我的性格，我的直面现实的文字，乃至我的“红学”探佚小说，融为一体，正是我无可逭逃的命运。

    薛宝钗的绣春囊？

    在《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985年5月中华书局第一版）里，有一段《徐仅叟谈红楼梦》引起我的注意。徐仅叟是许姬传的外祖父，在清朝曾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因上疏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被判“绞监斩”（相当“死缓”），到庚子事变时才侥幸出狱，后隐居杭州。这是位饱学之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会唱昆曲，更精于医道。他熟读《红楼梦》，而且见解独特。据许姬传的回忆，他少年时代，曾亲见耳闻外祖父徐仅叟与客人畅谈《红楼梦》，那些客人都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方家，有陈散

    原、冒鹤亭、夏剑丞等人。

    徐仅叟指：“曹雪芹写书的方法，有些从正面写，也有从反面写，或者从夹缝里写。书里有些人描写得温慧贤良，端庄稳重，骨子里却做了不可告人的隐事……可以研究一下书里的谜。”接着便问：“傻大姐拾的绣春囊是谁的？”夏剑丞说，书里写到在迎春那里，从大丫头司棋的箱子里，搜出了潘又安的情书，上面提到香袋，这绣春囊，分明就是司棋的嘛。徐仅叟却道：“这是曹雪芹布的疑阵，如果信以为真，就被他瞒过了……”大约一盏茶时，众人都答不上来，徐仅叟便抛出他的谜底：“绣春囊是薛宝钗的！”举座吃惊。

    不管你是否认同徐仅叟的见解，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他阅读《红楼梦》很细。在抄检大观园一回里，写到从司棋箱子里抄出了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那字帖是大红双喜笺帖，上面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这个笺帖固然坐实了司棋不轨的“罪名”，但所提到的同心如意、香珠都并非绣春囊，而且香袋是司棋送给园外的潘又安，被郑重查收了的。在古代，无论男女，都有在腰带上佩戴种种小零碎物品的习俗，《红楼梦》第十七回，写到一群贾政的小厮为了和宝玉表示亲合，围上去，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包括荷包、扇囊等，尽行解去。还写到林黛玉为此生气，把特为宝玉做的而尚未完工的一个香袋给剪破了。绣春囊虽然也是香袋之一种，可是它很特殊，被俗称为什锦春意香袋，不仅那上头会绣着“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一类的涩情图画，而且，里面装的，也是媚香、春药之类的促性发情的东西，而非一般的香料、槟榔等物品；这样的香囊有时会被藏在怀中，轻易不会露出来。书中写到过司棋与潘又安在园里幽会，被鸳鸯撞见，后来司棋忧虑而病，等等情节，但并未写到司棋为丢失绣春囊而惴惴不安，而且搜出她的“赃证”后，她倒并无畏惧惭愧之意。既然从文本上并不能找到那绣春囊肯定是司棋的有关交代，阅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猜测，则是无可厚非的了。

    书中写到，王夫人见到邢夫人封交的绣春囊后，首先想到是贾琏从外头弄来，凤姐当作了“闺房私意”，不慎遗失到了园子里。凤姐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依炕沿双膝跪下，含泪抗辩，除为自己和平儿洗清外，又把怀疑面引向了贾赦的侍妾嫣红、翠云，贾珍的侍妾佩凤，甚至“不算甚老”的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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