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我们存在的依据。纵观今日社会，当多数人们业已习惯利欲下的权衡时，我已无法区别由她和我进行的这些个人事件的幸与不幸。这种纯情行为在多大程度和时间内能够超脱于现实土壤，高蹈于时代精神之上，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一件美好的事所造成的或苦或甜的命运，都足以让今天的我忘记其终极目的。

    六

    在以往的一些岁月里，我和我的一些弟兄们一直醉心于一种“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常常梦想像金斯堡他们那样到某个丛林中去种植大麻或者粮食，以熬制一种真正可以减少人类苦难的良药。这种对自由的绝对向往，很容易带来对家这种结构的偏见，致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有意回避着这一“魔沼”。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已根除了暗怀渴望，事实上，在一个人的黄昏，在饥饿的旅途，依旧可以轻易地为一曲《我想有个家》而悄然拭泪。

    而且更多的朋友艰难地从一个门走出，终于又踏进另一个门去。古希腊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至少在婚恋这个问题，难以尽然。经过了这样一些曲折而终于获得善果的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家，本身是人类共同甄别选择的最佳模式，问题还是在于成员及其操作艺术上。

    而我真正强烈地感到家的诱惑，是在这场灾难中。我想这不需要解释理由，凡是曾经身陷绝境孤立无援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念头的必然。当我站在囚楼上看见隔墙的一家小院中，一个女人几乎花去了整个下午来梳洗长发，年轻的丈夫不断地用杯子往她头上浇水，仿佛是在灌溉一株名贵的花朵；而孩子把一根橡皮筋栓在两棵树之间，独自唱歌伴随舞蹈，小屁股在夕阳中闪烁——生活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日子里，体现出它真正的幸福。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平淡从容中的甜蜜呢？我把这种来自于一个画面的觉悟，寄给了一位因家而苦恼的朋友——如果就是侥幸脱离了锅碗瓢盆的束缚，是不是就可以解开全部生活的绳扣？

    当我知道在这些漫长惩罚的背后，有可能有一个家为我准备着时，内心深处充满了激情和勇气。我觉得，当这样一个少女在这种时刻献上她的爱，那么，我应该交出我的命运了！

    七

    这场爱情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拒绝是一种伤害，接受又是另一种伤害。时至此刻，彼此的姓名还是作为一个单纯的符号出现在心中。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缘份问题，当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之后，就意味着要投入若干年的等待而一定要收获幸福；相爱且必须永无怨悔成了今后岁月的使命。

    现在我已知道她是一个美丽痴情的姑娘，获得这种建立在一个人的牺牲之上的爱，使我深感内疚。该要表达的感情在前面的诗中都已淋漓宣泄，我再难说什么了，只能更加强烈地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劫难，去补偿她青春的损失。

    每每当我想起但丁写在地狱之门前的那句话——到这里来的人们，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就不禁怀疑这种感情是否适当，自己是不是利用了她的单纯和善良？我有什么理由还要对未来生活保持这份浓厚的痴情呢？当昨天的审判得以成立的时候，就基本决定了明天的黑暗仍难以解除。我多么担心让她无辜地步入深渊啊！但另一方面，我却充满信心，那就是高尚的牺牲终将赢得高尚的珍惜，无论历史和个人，都会体现这一规律。

    八

    除开朋友、书籍和个人的一些奇特经历之外，我几乎是一无所有了。造化没有赐予我任何桂冠却反而刻下了耻辱的红字，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使自己懊悔。作为一个男人活着，承受始终应该大于享受。况且，在这么多的打击之下，我尚拥有爱与诗，这已是人生的最大慰藉。

    在这样一些酷热的夜晚，没有草地和林荫；躺在狭窄的囚楼平台上仰望广阔的星空，面对这些永恒存在的宇宙风景，深感尘世的悲欢离合太渺小。一切都会过去的，流亡者将要归来，经过无数默默牺牲者的努力，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家园。

    向一个陌生的女孩倾诉爱情，使我灵魂得到再一次净化；这是一种真正自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些不假藻饰的词句，使我得以重回孩提时代。当我写完此页后，作为这部为一个人而编辑的诗集该要合幕了，但这，远远没有结束。爱，是一种事业，还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缔造才能臻于最高的境界。我想起加缪说过的一段话——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要结束。一天早上，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欲望将宣告一切已过去，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最后，我要说——关关，谢谢你给了我这种灵感和激情，你的善良将无愧于接受这本诗！

    湖山一梦系平生

    一

    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应届毕业。半年前，这个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每天仿佛都在发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还在考虑到何处下乡――而且开始情窦初开的悲惨早恋。那时的人似乎都很单纯，首先是女同学把我的情书上交给了学校，然后是天天写检讨到校办罚站，之后是父母责骂殴打，最后是我自杀未遂。

    醒来后为了表示我仍是个不甘堕落的青年，更为了心中那点自尊和硬气，我确实咬破手指写了个血书。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

    那年，我16岁。

    结果通知书下来，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个。但悲哀的是，仅被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后，现在叫湖北民族学院】。于是，我拒绝去。家父怕我次年连这个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为与梦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很早就变得颓废而堕落。

    三年的诗酒孟浪很快结束，毕业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结社，经常醉卧街头被清晨扫街的人喊醒。20岁左右的我，几乎很清醒地看见了我可悲的结局――从科员到副股长到股长到副科长到科长。最后的悼词是――该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山中教育事业，享受副县级待遇埋进关山陵园。

    那时，谁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会生出腆脸赖活的羞愧。

    二

    应该说我的武大梦始于少年。那时虽然流行读书无用，全国在学张铁生和黄帅，但知书识礼的外婆却一直在对我进行理想教育。她来自江汉平原，也算书香门第，在那个知识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窥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她所了解的只有武大，于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贵的学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我们唤作大伯的那个传说中的奇人，就在那里任教。准确地说正是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对这所遥远大学的向往。

    我从79年起，即开始了与独身的大伯的频繁通信。他结束右派生涯后调到武大主编《美国当代哲学研究》，不断地从武大图书馆给我借寄各种那时山里没有的书读。我工作后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党学生，苏雪林的弟子，谈起母校来自然如数家珍。那时，武大刚好进入辉煌的刘道玉时代，大伯不断给我讲学校的各种变化，鼓励我来考研。我知道我外语不行，大约是没有机会来传承大伯的衣钵了。

    那时，祖慰写了个报告文学叫《快乐学院》，记录的正是刘校长和一群优秀学生的故事，确实读得我心潮澎湃充满艳羡。【那时真未想到几年后，我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会有缘成为一生的知交】仿佛老天要帮我了此夙愿，85年大伯紧急来信，告诉我刘校长决定开招插班生，让我火速备考。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看见命运的转机在向我招手了。

    考试是分为文化课和社会业绩。文化课我自然不怕，但业绩是比已经发表的作品。我是所谓“地下写作”的出身，变成铅字的有限，兼之只写诗，多半比不赢那些写小说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务处领导於可训先生青眼相加，为我说项。86年，我终于成为中文系七个插班生之一，走进了珞珈梦乡。

    三

    所谓插班生，即按专科身份直接插进三年级，读两年，修满125个学分，拿武大本科学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档案调进学校，毕业重新分配――在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是对人生洗牌再开新局的机会。否则，在人事和户籍制度奇严的当日，走出深山，还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插进三年级是指听课，在管理上则七个人单独编班，由丁忱先生做导师。丁先生是黄焯先生的关门博士弟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则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会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去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多月，镇日飘在江上，系里却豪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未？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

    四

    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当然，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有的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应该说，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

    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底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来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当然，学校也有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这个著名的汉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但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个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

    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呆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以后的命运则似波峰浪谷，几乎遍历了人间的五味百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但无论怎样的沮丧困顿，回忆起在武大结识的诸多师友，总觉得背后还有力量，还在支撑着我去面对悲苦人生。

    在人艺看观众

    除开在北京，话剧似乎已经不怎么存在了。在这样一个曾经小到乡镇都搭满了舞台的国度，观众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集体退场，使无数编导和演员们都一下子尴尬起来。所幸的是，也许由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存在，使得一批真心爱好话剧艺术的人，便像某个荒岛上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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