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着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

    地主之殇

    ——土改与毁家纪事

    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四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它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盘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它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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