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一切还都很清晰生动，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不能知道那时我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在一个自信很会观察男人的女人面前，我得小心一点。我赶忙把眼睛移向别处，拿起她扛来的木棍思忖着，好象想把它派个什么用场。

    这时，书记也爬上坡来，到了羊圈。幸好我们刚中断了谈话，她满不在乎地站着，我在装模作样地干活。

    “嗬，你们干了不少嘛！”书记的情绪今天出奇地好。其实我们并没有干多少，书记从我旁边走过，瞥了我一眼。我也瞥了他一眼。我没有发现他的眼睛有什么异常。他笑眯眯的，眼角放射出几条饱经风霜的鱼尾纹。这是个很机灵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个队原来号称“鬼门关”，是全农场管得最严的一个队，“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改作武装连，负责看管农建师设在这里的监狱。“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是由他来解散这所监狱的。但是，和社会上一样，所谓解散，只不过象一撮盐溶化在一缸水里，最后，盐消失了，而整缸水都含有稀释了的监狱的苦咸味。我听人说，他常告诫那些爱用拳头棍棒敲人的群众，“你们别把狗逼到墙根上罗！”虽然他还是把我们这种人比作狗，但在号召“痛打落水狗”的年代，这样的话已经够有人情味了。自他来了之后，“鬼门关”的制度的确宽了许多，农工们假日出门，甚至不打招呼也可以；“鬼门关”不怎么象“鬼门关”了。

    他把笑眯眯的眼睛转向她，走到她跟前，接过她手中的铁锹，掂了掂，说：

    “刚领的？口还没有开哩。”

    说完，就将锹口搭在垫木槽的粗石上，手腕使劲地压住锹把，哗哗地磨起来。他披着褪色的绿军服，两支袖子象拨浪鼓槌般摇来摇去，但姿势很有力，矮墩墩的身躯半蹲着，更显得结实粗壮。磨了好半天，他站起来，用拇指试了试锹锋，交给她：

    “看，这就好使了。你铲几下，利不利？”

    她照他说的在羊粪上铲了几下，满意地笑了。

    “嗯，真的，好使多了！”

    书记很容易就改变了她原来对他的印象。这个书记真有办法！我就没有想到替她磨锹，光会磨嘴皮了。

    我背对着他们，用铅丝把一根根栏杆拧紧。现在是书记代替了我，和她埋柱子，风一阵阵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曹书记，来这儿之前你在哪儿啦？”

    “哦，那时我在大草原上，锡林郭勒大草原，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当骑兵。”

    “嗬，那真是个好地方。”

    “你去过？”

    “没去过。我在电影上看的。那草原真漂亮……”

    “是呀，草原是块宝地，尤其到了夏天。可是几百里不见人烟，更别说女人了。当兵的全是小伙子，有时候，真孤单呀……”

    他也感到孤单过？

    “那你为啥不把老婆带上？”

    “那时候我还没娶老婆哩。再说，我还不够资格，我才是个排长。在部队，营长才许带家属。”

    “你们那口子挺漂亮的，是不是在学校教书的那一个？”

    “唉，啥漂亮不漂亮！俗话说：‘当了三年兵，见了母猪都是双眼皮的，何况我当了八年兵？！’我一复员回到老家就结婚了，管她漂亮不漂亮！”

    曹书记的语气有几分懊丧。放在现在，他就不会娶这样的女人吧？他女人突出的特点是嘴大，满口黄牙，两腮红得发紫，并且皮肤粗糙，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家乡的水土不好。黄香久夸她漂亮，是在恭维她。是的，不恭维她恭维谁呢？她是连队书记的老婆，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写自己的名字也缺笔少划，却能在农场学校教小学。

    她跟书记也能找得出话说。曹书记平常就没有什么架子，这时更说了些心里话。他说这里没有他们老家好，风沙大，交通不方便，可是来这里能当国营企业的干部，比在老家当公社干部好，二则他老婆和妯娌又闹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就来了。要是有机会转到家乡的国营单位去，他还是要回去的。她对书记不愿在这儿长久呆下去表示惋惜，说咱们农工就仗着一个好领导。“火车跑得快，就靠车头带。”又叹息说：“当干部就是好，能满世界里调，农场不愿呆了到工厂，工厂不愿呆了到政府。咱们当农工的调来调去还是在农场。”曹书记叫她也活动着调回老家去，说是只要她家乡有个接受单位，这里他一批就放走了。我眼角瞥见他还抖了抖手腕，做出了一个签字的手势。她说：“谢谢你啦。可我不愿意回去，在外边犯了事儿，回老家丢人败兴的。”曹书记说：“你那又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纯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要放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哪能给你判三年劳改？你没看大字报上揭发的，好些高干都搞这事哩！”我还不知道她犯的什么案子，书记是抓政治的，有权翻每个人的档案，当然知道。听曹书记的口气，她肯定犯的是所谓“男女关系”。只有这种罪过，不分高干、基干、平民百姓都能够犯。如果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她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他们两个聊着天，我心不在焉地干着活。不知怎么，我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看看太阳，有点偏西了。明晃晃的山岗聚合成飘动的灰雾，缭绕在光秃秃的山间。风也减弱了，在去冬的葳草和今春的绿叶上疲倦地徜徉着。眺望面方，黄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小片白色的尘埃。“哑巴”快把羊赶回来了。放羊的把式出工比大队晚，收工比大队早。他们回来，还得饮羊，还得给乏羊喂料，活多得是。

    我不客气地一把把栅栏门拉开。门象一把散了骨撑的扇子，摇晃个不停。那意思是说：你们走吧，羊快回圈了！

    曹书记掉过头来看看我，又抬起腕子看看表，说：“今天就干到这儿吧。”他把锹还给黄香久，向我走来。

    “给，抽只烟吧。《参考消息》上说，抽一支烟要少活五分钟，我就不信。一个人咋能知道自己活多长？那五分钟又从啥时候扣起？”

    我说：“抽就抽。反正多活五分钟少活五分钟，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把烟先点着，然后把火凑到他面前。他在我手上对着烟，喷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

    “对谁来说都无所谓。这会儿，谁还怕死？”

    是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特别是现在，活着并无趣。不过跟他说话要适可而止，我问：

    “我这趟回来，是住在羊圈呢？还是回大队去住？”

    “随你。”他爽快地说，“放不放羊也随你。你在山上苦了一冬天，想歇歇的话，就回大队。想放羊自在，就还是放羊。还有，你刚回来，给你三天假，咋样？”

    “行。那我就回队上干活去。”

    在农场，大队上最好混日子，按时出工，按时收工，按时休假，不管干得怎么样，工资一分钱也不少。这里不是劳改队，单独工作并不体现自由，反而会被牢牢地钉在岗位上，没有愿意放弃假日来替换你。尤其是我们这种人，还要冒风险。比如，羊只的成活率高，成绩不会归于你，倘若死亡率高了，倒会找到你的头上。

    书记搓搓手，掸掸裤腿，走了，沿着他上来的那条小路向居民点走去，她抱着锹过来。

    “书记开恩，放了我三天假。”我说，“奇怪，书记今天好象对人特别好，我看跟你聊得也挺热闹。”

    “哼！”她哼了一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些人可鬼着哩！”

    “怎么不一样了？”我敏感起来。我在山上一个冬天，看不到一张报纸，听不到一句广播，难道这期间世界有了什么变化？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着不一样了。”她望了望地平线上逐渐变大的白色的尘埃，说：“你要是没事，到咱们房子来聊聊。我那儿挺清静，就两个人，那一个是个老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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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第二章

    “哑巴”把羊赶回来了。人圈、点数、饮水、分栏。冷清的羊圈一下子热闹非凡。但是没有人，只是羊在这儿闹——羊挤羊，羊顶羊，小羊找母羊，只有老乏羊用悲观主义者的眼光瞅着同类，冷漠地一声不响。好了！一共二百七十五只，没有少，当然也不会多起来。

    羊赶回圈，就没有“哑巴”的事了。不是没有他的事，而是他除了放羊，便不干别的事，连羊只的数目也不数，他光起个牧羊犬的作用。这时，他一动不动地蹲在墙根下，垂着脑袋，瞅着他脚下那双用汽车轮胎做的爬山鞋。我一边轰羊，一边喊他：

    “喂，你回去吧！”

    “回去吧？”

    “我叫你吃饭去哩！”

    “吃饭去？”

    真没办法！他所有的话都和回声似的，你说什么，他说什么。我干脆不理他，一个人忙活起来。

    一会儿，“哑巴”的老婆来了。这是个内蒙古的大脚女人，一张焦黄的扁脸；在这都穿绿军装的时候，独有她还穿着老式的大襟衣裳。还没走到羊圈，在那条小路上就扯开嗓子骂起来：

    “我说你咋不死哩！啊！我说你咋不死哩？啊！你这没命的灰熊！每天都要老娘来领你，不领你，你连家门在哪嚅都摸不着！你要死了，老娘也轻省了……”

    我说：“你别骂了，大嫂。他活着，每月还能给你挣三十三块钱哩。别看他摸不着家门，放羊还是比条狗强……”

    “我稀罕那三十三块钱哩！”大脚女人吧嗒吧嗒地走进羊圈，“这灰熊不是没命么？谁叫他把那一万多块钱交上去？交了就交了呗，自己又想不开，落了这身病。唉！老章，我总思谋不开，这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说，这人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大学问，你能把人思谋得透么……”

    她把重音放在“人”字上。这表明她“思谋”的不是她丈夫。她是在“思谋”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意义。在只注意人的阶级属性的今天，这个生活于荒漠上的大脚女人，居然比写大块文章的批判家想得还要深刻。

    不幸的女哲学家用她丈夫赶羊的鞭子抽了她丈夫几下。“哑巴”清醒了，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顺着那条小路回家了。

    羊咩咩地叫着，居民点的房顶上有的冒出了青烟，很多人家烧的是蓬蒿。那烟就象魔鬼施的魔法，呼地一下子猛往上冒。

    “哑巴”其实不是哑巴。前些年，在大兴背诵“老三篇”的时候，他虽然不认识几个字。用这儿老乡的话说，却也能背得“淌淌流水”。他出身贫农，往上查五代找不出一点瑕疵。从部队复员来到这个农场，因为没有文化，不能象曹学义那样当连队领导，只捞到了一个班长，而且是谁也不愿意当的放羊班长。他一向乐呵呵的。脾气很随和，扛了八年枪也没有改变他庄户人的习性，但在武斗的时候，他却会吐沫横飞地跳到台上来大打出手。他痛恨那些牛鬼蛇神完全出于一片对革命的虔诚：领导上说是坏人肯定是坏人！前一方面的表现，他获得了群众的好感；后一方面的表现，他赢得了领导的宠爱，所以年年都把他评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

    三年前的秋天，全场的羊照例要赶到山坡草场去放牧，他带着各连队集合来的四个牧工去了。石头砌的羊圈坐落在通向内蒙古的隘口路边，就是我不久前从那里回来的地方。那里满山坡是砾石，洪水冲出的自然泄洪沟中也全是青灰色的石头。但是草长得很旺。据说羊吃了从石头缝里长出的草会特别壮实，因为草的顽强坚韧的灵魂会转移到羊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每年必须把羊赶到石头山上去一次的原因。有一天，这位还没有变成“哑巴”的班长，赶着二百多只羊在荒山坡放牧，走着走着，忽然在砾石上发现一个鼓鼓囊囊的军绿色帆布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大叠一大叠人民币。在这么一块和月球上同样荒凉的地方，这包钱似乎只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在山坡上蹲了一下午，哆哆嗦嗦地也没把钱数清楚。反正是很多很多！回到羊圈，把钱藏好，从此就病了，不停地自言自语，或是嘴唇不出声地颤动，好似在心里计算一连串天文数字。羊，当然是放不成了，但他是班长，别人只好替他放，不久，县公安局来了人，四处查访，终于查到这个羊圈。原来，钱是内蒙人丢的。他们赶了一群马到黄河沿岸去卖，总共卖了一万多块钱。大草原上没有邮局，他们把一包现款绑在马鞍后面就往家走。可是这伙内蒙人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经过隘口时，帆布包掉了也不知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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