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选择一个每年赚取100 000美元，但需要终身挤在狭小工作室里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猜会是前者，因为创作性的工作会让人感受到挑战性、自主性以及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的满足感，相对于金钱来说，这对我们更富有意义。

    满足这三个标准的工作会让我们感到更有意义。做一名教师会让我们感到有意义，做一名内科医生会让人感到很有意义，做一名企业家也是如此。服装行业所产生的奇迹就在于，尽管工作性质非常艰苦，但它能够使鲍各尼特这样的移民，感觉到工作很有意义。当路易斯·鲍各尼特第一次看到婴儿围裙，回到家后，他不禁跳起了快步舞。尽管他还没有开始卖出东西，尽管他仍然身无分文、心情沮丧，尽管他知道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需要很多年辛苦工作的积累，但他依旧兴奋不已，因为这些辛苦劳作看起来毫无尽头的，但前景并不是一片灰暗。当比尔·盖茨第一次坐在湖边敲打着键盘时，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当甲壳虫乐队被告知他们每晚需要工作8小时，每个星期需要工作7天时，他们也并没有退缩。当他们遇到机会时，他们就会抓住机会。当一份艰苦的工作在丧失了所有意义时，它才算得上是坐牢般的工作。而一旦工作变得有意义时，那么工作的感觉就像是你搂着太太的腰在跳快步舞。1（1但是要清楚，说服装生意有意义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件浪漫的工作，其实这是件非常辛苦甚至很痛苦的工作。当时的工作情况不那么人性化。1890年的一个调查显示，那时平均每个工作周的时长是一个星期8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有些时候，工作时间会更长。“在销售旺季，”戴维·范·德瑞尔（david von drehle）在《三角：改变美国的激情》（triahat ged amierca）一书中写道，“看到一名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直坐在凳子上或者破椅子上弯腰做缝纫活或熨衣服的工人是极其常见的。” 他们有时一个星期会工作一百多个小时。实际上，位于东南沿岸的曼哈顿，在生意旺季，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缝纫机吱吱嘎嘎的声音都不绝于耳。）

    服装行业创造的奇迹带来的最重要结果就是，那些在这类家庭长大的小孩会意识到：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不断操练。想象一下，路易斯和瑞吉娜的孩子在看到父母快速取得成就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们所学到的，和同一个世纪之后的小亚历山大·威廉斯所学到的一样——这给那些想在法律或医药行业有所建树的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只要你工作足够努力而且可以为自己做全面的规划，那么充分运用自己的想法和想象力，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变世界。

    6．

    1982年，一名研究社会学的学生路易莎·法卡西走访了纽约市和迈阿密海滩市的许多护理院和旅馆。她在寻找像鲍各尼特这样的人，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她在寻找一些拥有像鲍各尼特这样父母的人，这些人在上个世纪初随着犹太移民队伍来到纽约。她还为每一位她约见过的人，都画了一张家族结构图：家庭中的父母、儿女、孙子，有时候，一个家庭甚至还包括了正在为生计奔波的曾孙辈。

    以下是她对“第18个采访对象”的描述：

    一个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裁缝，起初在一家很小的衬衫工厂做针线活，赚取微薄的工资。后来，在他妻子和年长些孩子的帮助下，他接了一些制作服装的小订单在家里手工制作服装。为了能够多赚些钱，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后来，他制作了一套外衣并且拿到纽约的大街上叫卖。在积累了一些钱之后，他和儿子们将这些钱投入到新的生意中，开了一家制作男士服装的商店。他们的服装质量比任何一家商店的都好，并且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制作的服装供不应求。俄罗斯裁缝和他的儿子们为几家销售男士服装的商店提供男士外套，他们成为供货商……很多这样的父子成了富商，而他们的后代也成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

    还有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皮革制造商的，在19世纪末，他从波兰移民到美国。

    路易莎画了很多犹太人的家族图谱，实际上，每一个族谱都与之前的一个相类似，最终的结果竟然几乎无一例外地雷同。一名能够成为律师或者医生的犹太人，他们的成功都是缘于他们所拥有的血统，如果没有犹太人的血统，他们就不会成为专业人士。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知名公诉人泰德·菲尔德曼曾经回忆起他小时候与妈妈一起去卡内基音乐厅听音乐会的事情。那时他们很穷，住在布鲁克林一个很边远的角落，那么，他们怎么能负担得起那么贵的音乐会呢？“玛丽会收25美分，”菲尔德曼说到，“玛丽是个验票员，如果你给她25美分，她就会允许你不拿票站在二层的楼厅里听音乐会。卡内基音乐厅的负责人不会知道这件事，这事只有你自己和玛丽知道。虽然路途有点长，但是我们一个月还是会去一两次。”1（1解释犹太人为什么能成功最常见的说法就是：犹太民族是个非常有教养的、善于思考的民族，正如人们所说的，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的确是有据可循的。但能上法学院并不完全因为他们是犹太民族的后代，他们还是服装工人的后代，并且，能够让他们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从《犹太法典》所学到的严谨的智慧，而是从在赫斯特大街卖婴儿围裙的父亲那里学到的实用的智慧和知识。）

    菲尔德曼的妈妈是一位俄罗斯移民，她不大会讲英语，在她15岁时，她就已经在工厂做裁缝，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服装车间管理人员。在那个世界里，你能学到的，就是运用自己说服他人的本事和主动性，带着自己的孩子进入卡内基音乐厅。对于一个想去法学院读书的孩子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教育机会了。对将来从事的任何职业来说，服装行业都是一个出发点。

    乔·弗洛姆的父亲从事什么工作？他为女士的连衣裙做垫肩。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父亲从事什么工作？他是服装生产商，就像路易斯·鲍各尼特一样。从弗洛姆在世达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旁边的楼梯向上走一段，是巴里·佳芬科的办公室。佳芬科在世达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间和弗洛姆几乎一样长，长久以来，他都是处理公司诉讼业务的主管。佳芬科的母亲从事什么工作？她是个女帽商人，她在家里制作帽子。那么路易斯和瑞吉娜的两个儿子又做些什么？他们去了法学院，并且他们的后代中不少于9人都成为了医生或者法官。

    在路易莎的犹太家族谱上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一家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在来到美国曼哈顿东南部开小杂货店前，他们曾在罗马尼亚的老家开杂货店。这个案例，就是对乔·弗洛姆一家来自哪里最简练的回答。

    小杂货店 超市 医生 心理医生 律师

    7．

    在世达律师事务所总部的北边、位于曼哈顿中心地区的楼群中，有着乔·弗洛姆的最大对头、也是世界上最卓越的法律事务所的办公室。

    声名赫赫的黑石总部就位于这座办公大楼。一旦你被黑石聘用，就意味着你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纽约很多的法律公司都拥有几百个散布在世界各主要资本流通市场的律师，与这些法律公司不同，黑石律师事务所只接管曼哈顿地区少数几件案子。他们拒绝的案子要远多于他们所接管的案子。与其他竞争者不同，黑石不是按小时计费收取报酬，他们只简单地一次性收取费用。在一次为凯马特公司进行的接管辩护工作中，黑石为两个星期的工作收取了2 000万美元的费用。凯马特公司支付了这笔费用——而且非常愉快。如果那里的律师没有你聪明过人，那么那里的律师肯定比你工作更加拼命；如果那里的律师工作不如你努力，那么他就会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胜过你。在过去的20年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盈利能够超过这家公司，甚至在律师之间，也没有任何一名律师所获得的报酬，能够超过这家公司的律师。在乔·弗洛姆办公室的墙面上，在乔·弗洛姆与老乔治·布什和克林顿的合影旁，是一张他与公司竞争对手的经理人的合影。

    如果一个人十分聪明、拥有野心、工作十分努力，那么他就有机会进入到纽约法律界的最核心层面。很显然，最初建立黑石集团的四个人就完全符合这种描述。但是我们知道的要远比这些更多，不是吗？成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取得的。这完全取决于你的预见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对机会的把握能力。回顾一下前曲棍球球运动的天才球员和比尔·乔伊、比尔·盖茨、乔·弗洛姆、詹克洛以及鲍各尼特之后，就不难看出一名优秀的律师是从何而来的。

    这些人可能出生在竞争压力很小的年代，有机会选择进入纽约最好的法学院上学，并有着很好的就业前景。他或她可能是犹太人，并且因为其“身世”的原因被保守的律师事务所拒之门外。他的父母亲或许在服装行业做很有意义的工作，并且将工作需要有自主性、挑战性以及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的想法传给了儿女。他们会进入一所优秀的院校——也有可能并不是优秀的院校就读。他或她不必成为班里最聪明的孩子，足够聪明就好。

    实际上，我们可以描述得更精确。那时刚好是个适合19世纪的商业大亨出生的年代，也是适合软件天才出生的年代，同样也是适合纽约的犹太裔律师出生的年代。这就是1930年，因为在这一年出生的律师，他能享受到人口出生低谷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到了1970年，当他40岁的时候，他正赶上法律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律师界进入了15年充实的汉堡时期1。在这个时期，企业并购案例层出不穷，而那些为“白鞋”公司服务的律师还在闲逛，忘记不了他们每顿两瓶马提尼酒的午餐。如果你想成为纽约最出色的律师，你就要在外跑个不停，这是你的优势；如果你的父母曾教导你工作的意义何在，你就又多了一个优势；如果你是出生在30年代，那么就更具有优势了；如果这三个优势你都具备了——再加上你比较机灵并且你还能充分发掘它——那么，所有这些因素将会是一个绝妙的组合。这就好像是出生在1月1日的曲棍球运动员那样。1（1汉堡时期，指的是甲壳虫乐队在汉堡演出的紧张却又重要的时期。——编者注）

    黑石从事法律业务的是wachtell liptoz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个合伙人是赫勃特·瓦太尔，他出生于1931年，在布朗克斯地区范·科特兰特公园附近的服装工人联合会的住宅楼长大，他的父母是来自乌克兰的犹太移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在现在百老汇和苏活区斯普林大街一间奇妙阁楼的六层做女士内衣生意。19世纪40年代，赫勃特·瓦太尔进入纽约公立中学学习，然后进入曼哈顿的城市学院就读，最后考入了纽约大学法学院。

    律师事务所的第二个合伙人是马丁·利普顿。他出生于1931年，父亲是工厂经理，祖父是3k党成员。他在泽西城读高中，然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最后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就读。

    律师事务所的第三名合伙人是莱昂纳多·罗森。他出生于1930年，在布鲁克林地区靠近美国棒球馆的一个贫困家庭长大，他的父母也是来自乌克兰的犹太移民，父亲是服装工厂的烫熨工人。19世纪40年代，他在纽约公立学校读高中，之后进入曼哈顿城市学院，最后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

    律师事务所的第四个合伙人是乔治·卡兹。他出生于1931年，他在布鲁克林区一栋只有一个单间的一层住宅楼内长大。他的父母是来自东欧移民的后代，父亲卖保险，祖父住的地方离他家有几个街区，在服装行业中做裁缝，有时也会在外招揽几件服装来做。乔治·卡兹在19世纪40年代进入纽约城公立学校，然后就读于曼哈顿的城市学院，之后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

    想象一下，如果这四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小伙子中的任何一个，坐在默基·罗斯律师事务所优雅的会客室里，而他旁边就是拥有更好身世背景的蓝眼睛的北欧人后裔，我们一定会认为那个北欧人更成功。但我们可能都错了，因为在卡兹·罗森和利普顿以及瓦太尔乃至弗洛姆这样的人身上拥有一些北欧人不具备的特质，他们所在的世界——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家族历史——都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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