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克·兰根喜欢酗酒,常不回家。为了不让孩子们偷吃,他常常把厨房的食橱锁上,还曾用兔箱把孩子们关起来。杰克·兰根并不是不想找一份工作,但都失败了,他不得不带着家庭远走他乡。在一年夏天,这个家庭来到一个印第安保护区,这里到处都是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他们依靠政府提供的花生酱和玉米粉维持生活,他们还在内华达州的维吉尼亚城生活过一段时间。“这里的人们实际上是围着屁股大的一块地方转来转去,”马克回忆说,“整个小镇只有一名司法人员,当这个地狱里的天使来到小镇时,他会蜷伏在自己办公桌后面打盹。我永远记得镇里还有一个酒吧,它的名字叫一桶血酒吧(bucket of blood saloon)。”
当孩子们读小学的时候,这个家庭搬到了蒙大纳州的波兹曼。克里斯的一个弟弟被送到一户人家寄养,另一个弟弟则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
“我觉得没有哪所学校真的认识到了克里斯托弗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的弟弟杰夫说,“毫不夸张,那确实是地狱,这就是波兹曼。和现在不同,我们还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乡下小镇。我们在那里生活得并不如意,镇里的人们都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就是一群懒鬼。”为了支撑自己和弟弟们的生活,克里斯开始承担生活的重担。在克里斯14岁那一年的一天,杰克·兰根又像以往一样,粗暴地折磨这些孩子。后来,克里斯把父亲打到冰天雪地里。杰克从此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中学毕业之后,克里斯申请到了两所高校的全额奖学金,一所是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另外一所是芝加哥大学。他最终选择了里德学院。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克里斯回忆说,“这里颠覆了我以前所受的教育。夏天,我曾在蒙大纳的农场务工,我是一个剃着平头的男孩,而我周围的男孩全留着长发,他们都是城里人,很多人来自纽约。这些孩子和我以前见到的类型完全不同,班里没有我插嘴的份。他们都对我非常好奇,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我和其他三个人挤在一间宿舍,其他三个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们吸毒,把他们的女朋友带进宿舍。我是从来没有吸过毒品,我躲避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跑到图书馆去。”
他接着说道:“随后我失去了奖学金,这不是我的过错……为了继续申请奖学金,我的母亲本应该填写一份父母经济状况的说明,但她却忽略了这件事,她已经被生计弄得晕头转向。我在忽然之间接到我没能继续申请到奖学金的通知,所以我跑到学校办公室问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真遗憾,没人把你父母经济状况的说明送到我们这来,我们已经分配了所有的奖学资金,所有的资金都用完了,所以非常抱歉,你可能已经无法在这里申请到奖学金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对一切都毫不在意,他们只会对学生放狗屁。这里没有学生咨询服务,没有好的导师,什么都没有。”
在期末考试之前,克里斯离开了里德学院。第一学期,他的成绩被评为a等,到了第二个学期,他的成绩已经成为了f等,他回到了波兹曼。在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也做过森林消防员,随后他进入了蒙大纳州立大学。
“我在那里学数学和物理学,”他回忆说,“冬天,我住到了比切·希尔(beach hill),这里离小镇有13英里多的距离。恰好我汽车的动力装置有故障,那年夏天我来到这里以前,我的几个弟弟常驾驶这辆车,他们在附近的铁路线上班,经常沿着铁路开车。我没有钱修车,所以我先后找到学院院长和我的指导老师,告诉他们说我遇到了麻烦。我汽车的动力装置出现故障,很难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在早上7点半和8点半上课。如果因为汽车的问题,调整我上课的时间,让我上下午的课,我将非常感激他们。我的邻居是一个农场的工人,他可以在上午11点顺便带我到学校。我的指导老师很像一个牛仔,他留着大八字胡,穿着斜纹软呢外套。他对我说,好了,孩子,看了你在里德学院的生活版本之后,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像其他人一样,要为学习做出一定的牺牲。我的请求被驳回来了。所以我就去找院长,得到的是同样的答复。”
他说话的节奏变得急促。虽然说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一想到这些往事就让他生气:“这时候我意识到,在蒙大纳的这个深秋,为了返回校园,我必须拼命挣钱。我每天都必须搭顺风车到镇上,做过去我曾做过的一切事情。这都是为了回到学校学习,而他们并不想为我提供一些便利。这真是疯了!这时候我终于想通了,心想即使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我同样可以做很多事情。即使离开后我真是做不成任何事,我也不相信以后自己再也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了。所以我就离开了学院,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克里斯·兰根在里德学院和蒙大纳州立大学的经历是他人生的拐点。还在孩童时期,他就梦想自己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他本应该成为一名博士:大学的制度很适合像他这样智力超群,充满好奇心的人——通常情况下都是如此。“如果他融入了大学的环境,我相信他能够成功,我坚信这一点,”他的弟弟马克说,“我想他需要设法获得一个好的机会。当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我事先毫不知情。”
没有任何学位,兰根就开始了艰苦的历程。他在建筑工地干过;他曾在长岛的捕蛤船上度过了寒冷的严冬;他当过工厂工人,也当过政府底层公务员,最后在长岛的一家酒吧当保安,这是他成年之后最主要的一份工作。整段时间,他都在深入阅读哲学、数学和物理学著作,此时,他草草完成了自己的论文,构建了ctmu(大学认知的理论模型,itive theoretic model of the uy)理论。但由于没有大学的支持,他的论文从来没有在一家学术杂志上发表,真是令人沮丧。
“我是一个才在大学待了一年半的家伙,”他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一般情况下,编辑会注意到这篇论文,然后他会把它送给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人,评审委员会的人应该尽量了解我的来历。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也许会说,这家伙只读了一年半的大学,他又怎么可能知道他所说的这一切呢?”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问兰根,假如哈佛大学给他留了一个职位——假设而已——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份挑战。“确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回答说,“担任哈佛大学的全职教授,我想我是完全够格的。如果真能那样,我提出的想法就有了一定的砝码,我也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个身份,和哈佛的这层关系也能够提升我的思想。哈佛这样的机构是能使得一个人的智慧喷发出能量的最大源泉,假如我能站在这样一个地方,就是空气中的一丁点儿波动,我也能够感受到。”在忽然之间,我们感觉他的生活是那样孤独寂寞。我们面前的他,是一个求知若渴的男人,但他成年之后的生活却总是生活在智力的孤岛上。“虽然只有一年半的大学时光,但我依旧感觉到了一种智慧的力量,”他说道,语句间充满了渴望,“人的思想无处不在,这一直激励着我前进。”
“另一方面,”他继续说,“哈佛基本上成为了一家声名显赫的公司,完全依靠利益驱动,这是它做事情的动机。它拥有数十亿美元的捐赠,对经营哈佛的人来说,探求真理和追求知识并非必要。他们想成为大腕,如果你想从他们手中领取薪水,那还得看你想怎样做,看你的想法是否正确,否则,他们会说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必须到别人那里领取薪水。如果你想去那儿,经验告诉他们,你必须让他们相信,你是不会随意跨出这条底线的。”
2.
克里斯·兰根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和那些悲伤的往事一样,他述说的一切令人伤感,但又令人觉得惊异。他的母亲忘记了填写他的经济资助表,结果——正如已经回顾的——他没能申请到奖学金。为了回避严寒,他希望把早上的课调整到下午——这并不为过,很多学生都这样做过。为什么里德学院和蒙大纳州立大学的老师们对学生的窘境却视而不见?在老师的心中,像兰根这样聪明的学生应该非常受欢迎;但在兰根的眼中,里德学院和蒙大纳州立大学仿佛成为了一个结构庞大、体制僵硬的官僚机构,按理来说,像里德学院这种比较小的文理学院,往往不可能成为死板的官僚机构。为帮助学生在学校的生活而提供资助,也一直是教师们在做的事情。
即便说到哈佛大学,看起来兰根也没有了解他所谈机构的文化和特点。“如果你想从他们手中领取薪水,那还得看你想怎样做,看你的想法是否正确,否则,他们会说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必须到别人那里领取薪水。”什么意思?大学的教授们愿意接受比其他私人企业更低的工资,他们选择教师生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能给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兰根对哈佛的观点显然有些落伍。
当兰根向我谈起他的生活经历时,我不由得想起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一生。奥本海默是美国二战期间发展核武器的著名带头人。据说孩童时期的奥本海默也像克里斯·兰根一样拥有过人的智商,他的父母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他的一个老师回忆“他能够极其透彻地理解各种思想”。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各种实验;到了五年级,他开始学习物理学和化学。9岁那年,他对堂兄妹们说:“你们用拉丁文问我一个问题,我就能用希腊语回答你们。”
奥本海默先是进入哈佛大学,然后又到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时的奥本海默却变得越来越沮丧,虽然他一生都在和挫折做斗争。他的天赋本来在理论物理方面,但他的导师,一个叫帕特里克·布莱克特(194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却让他做一些烦琐的物理实验,这是他最憎恨的。他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最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这天,他趁着没人注意,从实验室带出了一些化学药剂,图谋毒死他的导师。
幸运的是,布莱克特发现事情异常。学校获悉这件事情,把奥本海默叫到了办公室。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却像这个罪行一样让人难以致信。下面是凯·博德和马丁·舍温写的奥本海默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一书对该事件的描述:“经过漫长的谈判,最终同意罗伯特留校察看,并且让伦敦哈里街最有名的精神病专家对他进行鉴定。”
留校察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学子,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大学生涯都陷入了绝境。兰根的母亲错过了为他申请经济资助的最后期限;奥本海默图谋毒死他的导师。如果要继续大学生涯,他们就必须向学校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的结果呢?兰根的奖学金化为了泡影,而奥本海默被送到了精神病专家那里。奥本海默和兰根也许都是天才,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20年后,奥本海默被指定为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带头人,这也许是这种区别最为典型的例子。负责曼哈顿计划的是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他寻遍了美国,希望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领导原子弹研究。选择奥本海默,确实是大胆的尝试。当时奥本海默38岁,比格罗夫斯手下的很多人都要年轻;奥本海默是一个理论学家,而这是一项需要实验人员和工程师的工作;奥本海默的政治关系足以让人敬而远之:他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都是共产主义者;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一丁点的管理经验。“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家伙,”奥本海默的一个朋友后来说,“他穿着一双已经磨破的鞋子,戴着一顶怪异的帽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设备一窍不通。”伯克利的一位科学家说得更是切中要害:“他甚至不知道怎样推动一个汉堡包摊子。”
哦,这里顺便补充一下,在大学时候,他还试图谋杀自己的导师。但现在他迎来了一个新起点,他正在努力做一件——毫不夸张地说——一件20世纪最为重要的工作。结果如何?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20多年前的剑桥:他让世人见识了他的做事风格。
再看看博德和舍温为他写的传记:“奥本海默知道曼哈顿计划由格罗夫斯把关,因此他开始竭尽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这确实是一件不可抗拒的工作。”格罗夫斯也深有感触,“‘他是一个天才,’格罗夫斯后来对一位记者说,‘一个真正的天才’”。格罗夫斯是一位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奥本海默的远见卓识得到了格罗夫斯的青睐。博德和舍温继续写道:“奥本海默认为原子弹的设计必须在多个学科中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他是格罗夫斯发现的第一个(在众多的候选者中)提出这种观点的科学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奥本海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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