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原来是*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他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两人。*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减轻美国的失败，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周恩来前来会见我。

    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们。’我根本不害怕。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而，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关系的密谋却说，‘没有这回事。’

    实际上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问我：‘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

    ‘大约300万！’

    ‘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再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

    ‘大约4，000万！’

    ‘我的天！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毛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

    我说：‘的确如此。’

    ‘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

    我说：‘的确如此。’

    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

    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 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

    他说：‘知道，知道！’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到如此程度。

    过去—指对以往中国的几次威胁可能引发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80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国。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么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我得不断重申这一点，因为在向我们派顾问之前，我们越南人中的一些兄弟并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人非常能干。但是他们并不那么有本事，所以我们并不听中国人的建议。

    在1952年，我离开北越到中国去，因为我生病了，需要治疗。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向他们中国人提出问题，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有许多地方曾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过，每一个地区都有5000万人口，但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游击队战士。

    我从中国回来后，我见到了胡伯伯。他问我：‘这是你第一次出国，对吗？’

    ‘对，我第一次出国。’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

    从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越南人完全不同于他们。越南人身上的勇气是天生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防御性的战略。居民们人自为战。

    最近，中国人调集数十万部队进来侵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动用了民兵和地方部队来攻击他们。我们并不采取防御姿态，这样就使他们遭受挫折。他们连单独的一个排也消灭不了，而我们却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团和好几十个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进攻性战略。

    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和我们作战。他们是如此强大，然而他们失败了。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如此猛烈地攻击我们。

    越南和美国人战斗，非常凶猛地和他们战斗，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国家，不仅能聚集1000万军队，能调动相当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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