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波尔布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就在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攻下金边的第二天，柬共就发布了他的第一道命令，称为了应付美帝的入侵，需要进行全国性的大疏散。所有的金边市民被接到通知，要在一天内疏散到农村去，因为美帝要来轰炸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疏散意味着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种大米来谋生。其次，在早期法国和日本的统治下，还依赖橡胶生产。1970年，金边只有50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200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随后，柬共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

    下一步，红色高棉向罪恶的根源—货币开刀了。办法同样简单，就是直接废除货币，全国只能物物交易。柬埔寨就象穿过时光遂道一下子回到了史前文明，人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实行物物交易的原始方式。然后又建造合作社，把所有人仿军队编制划分在农庄里干活，夫妻不能同居；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年青男女不能自由恋爱，婚姻要靠上面指配。为防止反动势力串联，红色高棉取消了交通运输，取消了邮政电信，全国以步代行，鱼雁传书。

    这就是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当然红色高棉还有很宏伟的共产主义前景规划：“今年（1977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年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不过直到民柬寿终正寝时，这宏伟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是没有实现。不正常的、可见的，是波尔布特和*柬埔寨为改变那种“自然状态”而做出的绝望的和失败的努力。

    由于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战后疟疾瘟疫的传播，人口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从而成为柬埔寨国内长期动荡不安的根源。

    对于由波尔布特亲手导演的这次大迁徙，一个来自金边叫mr．chum mei的是这样口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两天后，全城就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 ’ 那些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竞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mr．chum mei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

    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而对那段尘封的历史，曾担任过*中联部副部长的蒋光化，1977年访问柬埔寨，后来他写过一篇《纪实》的文章，其中记载：“仅三天时间，金边200万市民全部撤到了农村，其他城镇也是如此。200多万人毫无思想准备，一声令下，男女老少丶老弱病残都在惊恐中弃城而去，有的没吃没喝，病者缺医少药，在整个撤民过程中伤亡离散者甚多。我们参观访问，从金边到经过的全国城镇都是空的。这是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奇异现象。”—见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第13页。

    法国的《巴黎竞赛画报》2003年7月9日登载了一篇《神秘的红色高棉》的文章，对波尔布特驱赶金边市民也有记载：“庞大的迁移人群中还包括躺在担架上输液的病人，有几千名柬埔寨人因此而丧生。接下来的事情不太为人所知，却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柬埔寨突然悄无声息，对外部世界完全封闭。几十万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柬埔寨人在稻田和森林里倒地身亡，他们有的是被抢击中后脑，有的是被套上塑料袋窒息而死，也有的是遭受酷刑而死，而更多的人则死于饥饿、疾病或体力不支。”

    1975年6月21日，波尔布特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见到心目中的偶象，波尔布特一进门就激动地说，“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

    毛泽东被波尔布特的虔诚感动了。波尔布特激动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柬埔寨共产主义规划：“我们不象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这是一幅多么宏伟壮阔的共产主义蓝图啊，毛泽东兴奋而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学生，激情难捺，久久不能平静。他罕有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他：“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中国）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50年、或者100年。”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赞美波尔布特的同时，严历批评了*党内的残余的“资产阶级”尾巴，不知道他批判的人当中有没有包括周恩来。在波尔布特会见毛泽东之后，病重中的周恩来也会见了他。在听完波尔的共产主义规划后，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不能急燥啊。”

    7月13日，已经了解民柬局势的周恩来在乔森潘来北京接西哈努克回柬埔寨时，又接见了乔森潘，说了一番相当感人的话，“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出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定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了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应当是为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平、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但此时波尔布特怎么能听得进周恩来的劝阻，他带着他的导师与偶像毛泽东的激励回国了。

    波尔布特对他的同事说：“我们有优势，我们在组织上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毛泽东。毛主席说中国的*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国的*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但是我们天天都在搞*，永远不会停。”

    之后，波尔布特在党代会上宣称“党的躯体已生病了，病菌在哪里还不能确切判断”，一场大规模的纯洁党的运动开始了。大批量的柬共高级领导人以美奸越奸台奸苏奸等名义处决了。当时民柬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什么警告、记过、判刑啊，统统地免了，处理的方式简单实用，全都杀了。在民间也如此，司法机关不需要了，实行全民专政，小小的村长都有权处决阶级敌人。

    在红色高棉当政时，到底死了多少人，说不清楚，我们的新闻媒体、鲁默尔教授和著名作家都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说，在1975年—1979年间，不多不少有2,035,000人被杀害。不过这类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几周里，被作为战争宣传发向全世界的信息。

    柬埔寨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962年，人口数为590万。在*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800万。从1962到1979年的15年间战争连绵不断，内战，大规模的美国轰炸，生存环境十分严峻。假如大规模屠杀的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一个公正的人口估计是能够证实的，但这样的公正的人口估计并不存在。

    在柬埔寨实行*时期，有大批高级军官为了逃命而出走，基本上都去了越南，这却是不争事实。比如后来成立傀儡政权的韩桑林，是当时的东部大区委员、第四师副师长，就是在大清洗时期逃出去的，而洪森只是他下面的一个团长。

    就在柬共血染高棉消耗内力时，与越南的矛盾也越来越深了，首先是领土问题。鉴于两国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及越南封建王朝对柬埔寨的侵略史，柬埔寨全民都对越南有戒心。波尔布特虽然在国内大搞共产，却并没有打算和越南联合共产，并且在领土问题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

    领土之争首先从海岛开始，在柬共夺取政权后不久，两国军队就在一个叫富岛的地方开火了，不久后，民柬军队占领了一个叫着土珠岛的地方；越南进行了反击，夺回了该岛，并顺势攻下了一直属于柬埔寨的威岛。

    此后两国进行了长期而无进展的谈判，结果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系越来越紧张，成剑拨弩张之势。到1977年，双方已多次在边界争议地区交火，互有伤亡。1977年2月，柬方称粉碎了由越方支持的一次政变，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久，民柬就向越方的朱笃和河仙发起进攻，越南进行了反攻。在武元甲视察了越柬边界后，越军进行了大举反击，深入柬境十公里。到这年年底，两国冲突进一步扩大，越军曾组织五、六万人的大规模进攻，但遭失败。在1977年的最后一天，即当年12月31日，乔森潘宣布中止两国关系。至此，外交大门基本关闭，剩下的只是你死我活的撕咬。

    1978年2月5日，越南提出三点建议：

    （1）立即在边界地区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各自军队在自己的领土内后撤5公里。

    （2）双方立即在河内或金边进行谈判，签订条约。条约规定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禁止侵略、使用武力、武力威胁及干涉对方内政；平等相待，建立和平的友好睦邻关系。

    （3）就适当的国际保证和监督达成协议。

    但这个建议被民柬方面拒绝了，主要是因为民柬方面坚持边界的不可谈判性。至此，越方彻底对民柬绝望了，决意推翻民柬政权，建立一个亲越政权。

    1978年2月15日，越方通过电台公开鼓励推翻柬政权。3月末，越方作出决议，在高棉人内招募游击队员，加强越柬边境军事力量，以作为越南支持的游击队的后盾。然后煸动宣传民柬士兵叛逃到越南。也就是说，自1978年春季开始，越方对民柬的唯一目的就是推翻民柬政权，代之一个亲越政权，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问题。

    与之针锋相对地是，民柬提出了一个悲壮的1：30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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