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我也不懂。而在铁佛中学那大礼堂2000余人的全大队的大会上，宣传文件、讲话，算我的口才最好，这得益于我从小当学生干部，尤其是在通江县中学当团委干部的两年里，经常组织召开全校3000多人的大会讲话，练得了我的一副好口才和组织工作能力。

    我和大队的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连长、妇女主任们经常去八个生产队开会。社员大会开完，生产队里少不了给我们准备了有酒有肉的伙食，我的日子比家里人过得好。按大队规定，生产队每天给我记10个工分，按全队的壮劳动力对待。我极少在家里吃饭，有时不在家里过夜。

    有时要准备开社员大会的讲稿，我得在夜深人静时伏案写东西。只有等着家里那*个候群般满屋打打闹闹的娃儿们睡着了，才能静下心来写讲稿。

    当我正全神贯注地写着讲稿时，你看大姐那幺女儿蒋薇嘛，“咪呀咪的”像病猫样一个夜里叫个不停。

    “烦死人了，我明天要在大队社员大会上讲话，叫我咋写讲稿嘛？你们能不能不让她叫嘛！”我冲着母亲和嫂子们吼着。

    “家里没奶粉了，她饿了，咋不叫嘛，你小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母亲对我吼道。

    还是住在隔壁的二嫂晏寿香有办法，把那小猫样大的蒋薇抱过去，一会儿便不哭不闹了。

    在农村那艰苦的岁月里，我整天忙着，不是去公社开会，就是到生产队里传达宣讲文件，也很少在家里吃家里住。家里缺钱，买不起新衣服，我一年四季穿的是三哥给我带回来的那套四个兜儿的银灰色的老式海军服。挎的是大哥给我的草绿色的军用挎包。衣服穿脏了，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可替换，晚上就把那套灰军装洗了拧干，用竹竿撑上高高的房顶，不到天亮，呼啸的北风就会把衣服吹干。清晨起床，我又穿着那套灰军装去开会。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我整天忙碌着，精力特别充沛，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第　十　九　章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多事之秋的一年。

    这一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一波三折的一年。

    （一）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0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忠诚的共产党员、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与逝长辞，终年七十八岁。

    周恩来逝世了。这一不幸消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立刻震惊了神州大地。

    周恩来，一个伟大人格的代名词，一个民族不朽精神的代名词。他生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而奋斗不息，死亦成为民心民气的代表。周恩来用他那悲壮的殉难般的死，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人民革命运动。

    周恩来生前，“四人帮”恨他怕他。周恩来死后，“四人帮”不让群众掉念他。但人们把对于总理的敬爱和追念，深深地蕴藏在心里。

    “谁反对周恩来就打倒谁！”

    “敬爱的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

    “要反对周总理的王、张、江、姚决没有好下场，不得好死！”

    “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

    “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

    整整十个年头的*，整整十年的国家内乱。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党内*政治生活被破坏，在*运动的祸害下，中国的国民经济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人民崇敬爱戴的开国元勋，相继遭*，一个个含冤去世了。

    如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又被累死气死。人民爱戴的*副主席又被打倒。*以来，多少人被逼死整死，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如此的艰难，“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已到了*人怨，人民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四人帮”的压制和威胁，没有吓倒掉念的群众。掉念活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广，声势越来越大。从3月底至4月初，成都、广州、郑州、西安、太原、杭州、福州等城市的人民群众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走上街头，相继举行了掉念周总理的活动。在北京，人们汇集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四面八方的人们把花圈抬来了，把花篮送来了，把朵朵雪花一样纯白的纸花扎在广场周围的松柏枝上。那些花圈越做越大，越放越多，越堆越高。人民群众紧紧地簇拥在一起，像团团怒云，把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地托起在云端。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老百姓贴出了掉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数不清的悼词、标语、大字报、小字报、诗词，一张接一张地张贴在纪念碑和天安门广场上。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祭奠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天安门广场那声势越来越大的悼念活动，和在全国范围内矛头直指“四人帮”的抗议活动，激动和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在农村，通过收音机和有线广播，天天听着有关*的消息。全家人最担心的是在北京大学的三哥会不会出事。但仔细一想，他是军人，军人绝对听从部队统一指挥的。为此，全家人的心里平静了一些。

    4月5日晚6时30分，我们全家人围在一起，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9时30分，上万名民兵和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反革命”事件。

    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通宵难眠，心里忐忑不安，生怕三哥魏远和会在北京出什么事情，但愿他不要去参加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

    三哥给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我在京平安无事”。随后写回长信，说明他不仅没有参加那场“反革命”事件，而且还随部队亲自参加了*“反革命事件”的英勇战斗。

    我们全家人都为三哥感到庆贺，感到自豪和骄傲。山高皇帝远。我们这些山区的农民并不知道北京的形势，更不知道中央高层内部那你死我活的斗争。反正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没错。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治的变化，要是三哥真的在北京“四·五”运动中为了“反革命”参加“反革命事件”就好了，恰恰是他参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就因为这个，后来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是后话。

    （二）

    那段日子里，因为我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队长，要管一百多青壮年，修大寨田的工作要抓，宣传队的事要管，不是到公社、区里开会，就是参加大队、8个生产队的会议，传达、宣讲中央关于“*”的一系列文件，忙得不亦乐乎。

    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的事好办，我开会一走，把当天的生产任务落实到每个人，要打多少石头，抬多少石头，当天垒多长多高的大寨田的田埂，我交由副队长带领大家必须完成。

    宣传队的工作就不这么简单了。20多个年轻的男女青年，都有一定的文化，有城里下乡来的知青，男男女女在一起，既活跃，思想也复杂，动不动吵嘴赌气哭鼻子，闹意见不吃饭，那一个个的思想工作难做极了。

    我是宣传队的指导员，既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还要编写歌词、台词。宣传队每到一地演出，我要事先准备讲话稿讲话。同时我还是独唱演员呢！唱《北京颂歌》、《雄伟的天安门》、《红星照我去战斗》、《回延安》等这些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演唱的歌曲。

    我们宣传队经常到8个生产队巡回演出，去外公社、外区演出，去为修建大水库的2000多人演出，整天四处奔走忙碌着。回农村锻炼的一年多时间里，锻炼了我的组织领导能力、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在公社，上万的农民都认识我熟悉了解我。

    我这个回乡知识青年和重庆、成都那些来的下乡知识青年相处得也很好，大家同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有那么极个别的下乡知青，不仅怕吃苦耐劳，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整天干着那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事，还要欺负农村老百姓。

    一个外号叫“小猛子”的重庆知青，手里经常挥舞着一把匕首，动不动就打农民，扇别人的耳光，憨厚老实的山区农民，敢怒不敢言。

    一天，我们宣传队到本公社的雄峰大队演出，2000多农民正在搞大会战修水库，我们也在参加劳动时，见那“小猛子”又在扇一老农的耳光，飞腿将老农踹翻在地，几千农民敢怒不敢言。这时，我实在是愤怒至极，冲上去“啪啪啪”地给了他几耳光，一脚也将他踹翻在地，然后将他抓举起来，重重地砸在水库大坝上，只见他屁股着地后，在那新土坝上砸出一个屁股形状的坑印来。

    “你这狗杂种，党中央叫你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却专门欺负殴打贫下中农！”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你打的是红军烈士的弟弟。他的大哥是参加红军而牺牲的，就凭你殴打红军烈士的弟弟这一条，就可以把你狗日的打成反革命，让你去坐牢！”

    那“小猛子”被打惨了，农民们吼着“打得好！打得好！”

    （三）

    那时，敢打重庆来的知青，那才叫吃了豹子胆。下乡知青有严格的法律政策规定，就像保护军人的合法权益一样。女知青的婚姻是和军婚一样的来保护。不论她本人是否自愿，哪个敢和她通奸，就是*罪，那是要坐牢的。我们区里知青办的赵主任就是为和一名女知青通奸，结果被判了8年重刑坐牢了，工作也丢了。

    我打重庆知青的事，几千人都看到了，很快十里八乡传开了，老百姓把我像英雄一样看待。

    这件事惹大了。我们宣传队住的民房外边，白天晚上有那么10多个重庆知青，手里拿着匕首，总在房前屋后晃着。

    二哥魏远生握着根扁旦，还有我们本大队的青壮年农民、宣传队的同志们也拿着锄头扁旦为我站岗放哨保护我。

    “哪个敢打我们的魏远林队长，我们就要和他拼命！”社员们吼着。

    事情越闹越大，公社书记王宝田、武装部张部长出面了，把我和20多个重庆知青找去开会调解。

    “你们是重庆来的下乡知青，要受法律保护。魏远林同志是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的三哥是海军军官，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他是军人家属，也是法律保护的重点。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互相陪礼道歉就算了，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事情闹大了，恐怕吃亏的是你们这些重庆知青。魏远林同志是团支部书记、宣传队指导员、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队长，谁都晓得，他群众基础好，很有号召力哟！”王书记、张部长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敢打我们重庆知青，简直是吃了豹子胆了，这是反革命行为。”

    “敢打红军烈士的家属，跟国民党、土匪、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老子今天没这个功夫跟你们瞎扯，我还回去准备讲话稿，晚上要演出，我还要讲话、唱歌演节目。你们这帮知青要想干啥，老子奉陪到底！”说着，我便气冲冲走出了修水库的指挥部。

    事后，我整天忙我的工作，也怪，那帮重庆知青再也没来找我的麻烦了。

    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有一副侠肝义胆，最喜欢打报不平，最喜欢伸张正义，正应了母亲说的那句话，“一生下来，就朝天冲了把尿，长大后肯定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我手中有支苏式微型冲锋枪，那是公社基干民兵连发的，两个弹匣，共60发子弹。那时“阶级斗争复杂”，我经常走一路都要把这支微型冲锋枪带着，背在衣服里面，谁也看不见。就是晚上一个人走山路也不怕，把微型冲锋枪挂在脖子上，端在胸前，一旦遇到什么事，微型冲锋枪可连射30发子弹出去。我经常用枪打野兔、野鸭、野鸡，枪法就是这样练出来的。那小小的麻雀在树上不停地点着头，我瞄准射击，枪响鸟落，麻雀被子弹打开了花。没有子弹了，找武装部张部长要几十发，张部长是我们家里的常客，他和我们几个兄弟情同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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