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描写都是不可相信的,午夜的火车并非淡漠颓败而超凡脱俗,相反,在这里,整个生活,迫不及待地,腐烂着,张扬舞爪地向你扑来。
苏元离开了我,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向我袭来,仿佛之前都是他在为我抵挡。但我明白并不是这样。苏元离开我,或许是因为他感到我的好运气就快到头了,因此他适时地离开,不沾染一丝的倒霉。
这么说,顾良城抽着一支三五烟从左边四十五度眯着眼睛看我,他说,这么说吧,所有的男人都是没有责任的,所有的关系不过是在相互利用。无论是为了填充自己的精神,或是物质。他笑,然后又说,但是,所有以所有开头的话语都是错误的,至少不是全对的,就像我这句话,以及更前面的那些。
他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不如你搬过来住一段时间怎样。
我想是时候了,这已经是那个我必须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只是随便说说的时候了。千万别相信别人,除非你想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在我的资料上,你会见到无业这样的字样。为此我深感羞愧,我二十一岁,像太阳,或者星星无论吉星与否那样缓慢地向上中天爬升。但我却一点不买它的账。我不在任何大学里面。和苏元一样,它们联手逼迫我不得不抛弃了它们。
二ooo年我十八岁,那年的八月我目送我的同学毛毛意气风发地登上远去的火车,他满脸是笑,因为他刚上x大的调档线就被迫不及待地录取了,而他那财大气粗为人仗义直爽的父亲同样满脸是笑地安慰我说,没关系,明年可以再考。他这样安慰我是因为我虽然填报了和他的儿子同样的学校,且足足高过调档线二十分,身体健康思想端正,却因为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给留在了原来的地方。
那是一个天高气爽的夏天,虽然这样的形容可能稍有不当。我的父亲告诉我说,谁让你是穷人家的孩子。
对此我不想抱怨谁,除了我的老师。有时候我是如此地怨恨他们欺骗了我足足十二年之久。让我像一个小傻瓜那样抱《圣经》似的每天抱着我的课本参考书之类的玩意,和一个坚定的日心说主义者那样相信自己未来的出人头地。
老师说这个世界终究是公平的,诗人说爱情是值得赞扬的,成功人士宣称只要奋斗就能成功的,圣人说,三人行是必有我师的。而我想,我终于到了那个我不得不明白这一切都是狗屁的时候。实际上,或许,我自己也不是个地道的家伙。我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无所不知冷酷无情的达达主义者的样子,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我内心的恐惧和虚弱。
我接到顾良城的信,他这么说,他说,其实有时候,你本来不用这样,当你失去了亲人想要哭泣的时候就应该尽量地哭泣,而不是跑去花圈店挑那些花里胡哨没有意义的花圈,你应该哭一场,然后就什么也不做了。当你怨恨的时候你就大声地说我恨你,而不是像个圣女那样宽容地微笑着说,其实这不是你的错。当你觉得疲倦的时候就应该深深地睡去,而不是强打精神迎来送往锣鼓喧天。
我十八岁的时候,我的姥姥还活着。于是我过得那样的无知快乐。我在她家里独自看《维诺尼卡的双重生活》这部电影,我戴着耳机听那些铿锵的音乐和高亢的唱腔以免吵着我的姥姥,其中一个维诺尼卡认识了一位操纵木偶的师傅,他的脸孔消瘦明朗,有一个死去的少女,她长出了蝴蝶的翅膀,她变成了天使,木偶师修长的手指温情地抚摩着木偶少女的肩膀,于是她的表情如此熠熠生辉。
去年在马德里安(3)
那时候,我相信我会变成一个天使一样的女孩,温柔善良又快乐,并且把这样的快乐带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他们都成为朋友。因为这个愚蠢的愿望,我终于成为一个过分善良,或者不如干脆说就是怯懦的人,我如此虚弱地把自己隐藏在房间里,哭闹不已并且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强忍着内心的绝望和烦躁,面带微笑,假装有趣。
而顾良城,在许多年以后,终于微笑着抚摩花圈纤弱的骨架并且把它们圈成奇妙的图案然后对我说,其实你不必如此。
但我终于没有搬到城北去。我迷恋着城南半死不活的老城墙老房子老街道老梧桐。那时候我和我的姥姥住在这里,过着天真烂漫的生活。这一切,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我不愿意告诉他们,即使是苏元亦然。那时候我幻想世界上有一种名为痛苦的东西并且假想自己正在遭受着他们。而为了证明我自己是苦闷的,我看电影,独自或者和苏元一起,看艺术电影,实验电影,就是不看其实我早已经垂涎已久的《精灵鼠小弟》。我们看许多电影,捷克的波兰的伊朗的印度的,感受着那些无处不在的苦难、寂寞和痛苦。
那时候我们想要看一部电影,1961年的,《去年在马德里安》。
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一部让人难以明白的苦闷的电影,因此我不得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它,也没有和苏元一起看,他终于离开了,而我姥姥紧接着死去,我在青岛,一个破烂的海水浴场边过着没日没夜的生活,在一些硬座的长途火车上感受自己身上盐分缓慢地蒸发。
后来我回到自己的城市,但我却再也没有寻找过这部电影,并且我也没有看过任何忧伤的电影,我看动画片,从《精灵鼠小弟》一,到二,若以后有三四五六七,我相信我也会一直这么看下去。我看电影,大笑。而且我得真心地说,我喜欢动画片。
顾良城说他也喜欢动画片。在他出生的北方的小城市,一片荒凉。每天只能看动画片武打片等等度日。那一年他十六岁,偷偷离开他的母亲,城市,来到温暖潮湿的南方,跟随一位面容模糊的花圈师傅做花圈,并且,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匠人。
在苏元离开我的日子里,我一边等待着他遥遥无期的归来一边看着顾良城的信。他说,你相信吗。我就是那个上天派来帮助你度过这段时间的人,就是渡你过河的那个人。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了,我必须扮演这个角色,除了我以外,别无他选。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是为了等待更好的生活。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别无他选。
这样的语句似曾相识。过去我总是喜欢这么安慰失恋的人们,失去这一个是为了等待下一个更好的。我这样毫不关己地说着无关痛痒的话,还在为自己的巧思妙想沾沾自喜,但是等到苏元离开我的时候,我才明白,根本就不是这样。当你绝望的时候,你会认为,他永远都离开你了,而下一个,永远也不会再来。
但顾良城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梦想。他一边低头画着新的花圈图纸一边聒噪地说个不停。他和苏元不同。苏元是沉默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相信了别人的谬论,他们说,沉默的人都是善良的。而现在,我依然不想去抱怨什么,我只是想把那个这么说并且让这说法到处流传的人找出来,我要找出他来,然后狠狠地扇他一个耳光。
顾良城喜欢对我说话,从今天的天气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他养过的猫,喜欢的游戏,有过的那些成为海盗的梦想。我想他这么说着是因为我总是沉默。在他的店里,凝望狭窄温暖的街道,凝望他低头工作的身影。而他一直对我说话,抽空抬起头来对我微笑,让我帮他招呼客人,买盒饭,等等等等。
他放任我的沉默和面无表情,只是当客人上门时一再要求我微笑。他说,别让悲伤或者假装悲伤的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悲伤的,然后就会更加悲伤或者洋洋得意起来。于是我对他们微笑,寒暄今天的天气,就像我初见顾良城时他的喋喋不休一样。我这么说着,直到他们带着不明的心情离开。然后我目送他们离去,穿过街道,十字路口,一只瞎了半只眼的猫踉跄地躲过他们的身体,跟随他们来到医院的遗体告别间里。
他喜欢他的工作,这让我觉得莫名欣慰。他说他会做很多很多的彩色花圈,等到自己死去的时候,就都放到灵堂里,这样,即使没有一个亲人,看起来也不会太寒酸。而且,他说,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能生活下去,因为会一直有人死去,而死去的人,无论是谁,至少,他会需要一个花圈。或者一对。那么灿烂地摆放在遗像前面,衬托着如花笑颜。
我羡慕他的这份踏实,这份知足长乐的满意。但我永远不可能像他那样生活。虽然我嘴里不说,但我总是对生活有太多的抱怨,我不像花圈师傅顾良城,他还年轻,却看过太多悲欢离合,比起他来,我要求得太多。吃饭,喝牛奶,考大学,谈恋爱。若有一样不顺意我便觉得世界都是灰暗的,但顾良城说,即便如此,即便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残酷无情见风使舵的,我们也应该卑躬屈膝地讨好它,因为至少你还活着,并且,还有未来。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梦想。他说。而你,若你愿意,应该去看完那未完的电影,1961年,那一年在我们的城市,无数人在饥饿中死去,而有人,去年在马德里安,享受着高雅的痛苦。
去年在马德里安(4)
我明白他的话。痛苦分很多种。就好像方便面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和品种,含着千变万化笑里藏刀的防腐剂。痛苦可以是昂贵的低廉的高雅的庸俗的,但却同样是不可理喻不可告人的。痛苦不可言说,因而,更加痛苦。
我从青岛来到武汉,从火车站的人群中傻头傻脑其实是晕头转向地迎接了八月尾巴上那意犹未尽徐娘半老的炎热,因为她的苍老而更让她显得面目可憎。后来我想到,多年以前,顾良城从北方来到南方,也一定经过了这个炎热的城市。无数台空调激烈地旋转着,带来虚幻的快乐。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他在炎热的南方张望。掌心始终固执地温暖而干燥。
我住在一个河南饺子店旁边的小旅社里,对着巨大的立交桥。我在武汉住着,没有见过任何长江。我每天看着立交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听着他们没日没夜地轰鸣着。晚上的时候我播放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老歌,来安慰我饱受摧残的耳朵。他像一头老公牛一样咄咄逼人又忍辱负重,他说,若我见到一个陌生人,我就对他说,我爱你。我也想这么干,这么微笑着见到一些陌生人,我对他们说,我爱你。然后他们会说,神经病。
在武汉我依然想到苏元,我没有对他讲过这句话或者任何类似的话语。有时候我只是看着他,对他说,我很挂记你。他笑。我想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他是一个如此单薄愚蠢自私的南方男子,和任何水雾迷茫的地方一样潮湿不清。他不明白,我那么安静地凝望着他,并且对他说,我很挂记你。那就是说,我希望他不要离开,甚至是永远。
后来我终于知道,永远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华丽无用的辞藻一样,不过是个造型独特的马桶。无论它多么美艳迷人,但我们始终能凭借自己的鼻子或者别的什么判断出来,这不过是个马桶。我坐上去还来不及干点什么,它就把我所有的感觉冲走了。
我对顾良城的过去一无所知,但是我对自己的过去却知之甚多。而顾良城说,你对过去考虑得过于沉重以至你忽略你的现在。他这么说,我也想要听从他的话语,我总是觉得他是那样的充满真理。可是,实际上,想象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梦想,但是梦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又或许,没有一个人可以实现。
我想念我的高中生活,那时候我是那样的无知和快乐。我最好的朋友,叫作毛毛。是一个没头没脑没心没肺的好孩子。他喜欢杜尚,杜尚说,我最好的艺术品就是我的生活。和任何艺术家一样,每一句或者很可能是空穴来风的话语都可以成为经典。但是我们喜欢他,这个古怪的独特的老头,轻蔑了他可以轻蔑的一切。那时候,我羡慕杜尚的特立独行,羡慕毛毛可以逃掉无数节课然后对我们那傻逼一样的物理老师大声说,你是个傻逼。
现在,我终于明白,比如杜尚,或者毛毛,任何的特立独行标新立异桀骜不驯都需要一种巨大的财富和背景,不然,就像我这样,只能自己害死自己。
但是,等到我明白了这点,我已经只能坐在顾良城寒酸的花圈店中,低眉顺眼,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白开水,然后,看他在阳光下面粘一个艳丽的花圈。对他提出一些其实他根本就不会采纳的修改意见。
顾良城说,其实,你并不明白生活的艰辛。他将我称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对生活本身毫不关心。他说你未曾明白这个世界的百分之一。顾良城少年丧父,和母亲在北方的小城市艰难地生活。他爱着她的母亲,即使他不说我也知道。因为她是那样一个美艳的女人,心高气傲,和所有小城中那样的女人一样,是一只永远飞不起来的鸟。
顾良城爱着他的母亲,却厌恶她那些没完没了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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