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准备以余秋雨为个案，对中国文人做一次审视和分析。(张弘)

    丁东：当时知识分子整体不光彩 对余秋雨不能苛求

    记者张弘采访记录在余秋雨文革身世引发众多争议时，学者丁东曾撰写文章，对文革写作班子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余秋雨如果要出回忆录，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他“文革”时期的经历，我倒可以说说这件事的一些背景。

    当时，上海有很多写作班子，“石一歌”就是其中之一。它开始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鲁迅，属于文艺组或文学组。余秋雨文革初期挨过整，后来因为笔杆子好而被起用。他是“石一歌”中的成员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四人帮当时在上海有一份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一份文学杂志《朝霞》，当时影响很大，上面经常发表署名“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余秋雨参加了集体写作，这毫无疑问，但哪些是他写的，他发挥了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就事后的情况来看，余秋雨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大。有一篇叫做《走出彼德堡》的文章可能与他有关系。当时，有一些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本来已经可以回城了，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又不能回。尽管作者主观上没有这样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实际的后果。

    在当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也没有独立空间。他们被编入单位，档案、工资、福利待遇都由单位所控制，连出差都需要单位开证明或介绍信，不像现在可以回家做自由撰稿人。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选上，当御用知识分子，他们很光彩；一类没有被选上，很失落。就当时的情形来说，知识分子都被御用，都在随大流，跟着主流跑，批胡适、批胡风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厉害，反潮流的人太少了。顺便说一下，在那样的情况下，林贤治对于顾准是过分苛刻了。

    因此，余秋雨参加写作班子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的知识分子整体都不光彩，并非余秋雨一个人。###要余秋雨忏悔不合情理，如果这样，该忏悔的人就太多了。同样，不能因为余秋雨参加了写作组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需要格外强调的历史污点。况且，对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结论，他在打倒四人帮后被冷落过一段时间。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他吐露的想法是真实的。但是，他与肖夏林、古远清的官司不该打，别人都是文艺批评，不是人身攻击，这两场官司有作秀和炒作的意思。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吧。

    余秋雨躲避媒体追踪 忆往昔常常泪流不止

    记者日前从余秋雨提供的一份文字资料中获得最新消息，余秋雨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借我一生》的初衷，源于年前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父亲的文稿和日记。他发现，他平常所熟悉的父亲与父亲真实的内心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件事使他产生了写作“记忆文学”的最初冲动。余秋雨称自己写这本书时“常常泪流不止”。

    记者日前致电作家出版社有关负责人证实，目前《借我一生》的写作基本收尾，即将于今年7月15日至20日出版。据悉，该书近50万字，分为5卷。其中以大约六七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他“童年到大学的成长记忆”，以十几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他的“文革记忆”，这也是该作品的核心部分。此外也叙述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前后写作过程，及跟从凤凰卫视剧组巡游欧洲的传奇经历。书中还写及余秋雨的祖母、叔叔、姨妈、表哥等亲人的人生际遇。这本书也因此而被出版社贴上“记忆文学”的标签。

    据悉，目前学界对“记忆文学”尚无明确定义。有人认为“记忆文学”向来概念模糊。它既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更不是小说，但又有文学想像，有虚构的痕迹，非常的文学化。但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记忆文学根本不可靠”。

    余秋雨目前对该书内容讳莫如深，相当的回避媒体。据知情人透露，为了躲避采访，他现在所有的通讯方式均已改变，电话也是“只播不接”。出版社出于营销策略的考虑，也不希望过多泄露该书内容。

    上海《收获》杂志今年第4期，即7月初，将率先选载该书前两部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收获》之所以选载这些内容，是因为认为余秋雨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文革记忆”比较有价值，也是读者比较关心的部分。

    程永新说，我以为，余秋雨写这些东西，除去他的初衷之外还应该有别的想法———这么多年的是是非非，他总希望来总结和回答吧。其中写及“文革”的部分达十几万字，非常扎实，非常用心。《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等曾一同建议他，写“文革”“不要有太大的火气”，希望他抹去针对某些个别人的部分，只是自己讲自己。而他的写法也“基本上心平气和”。 (桂杰/ 徐虹)

    作家出版社关于余秋雨新书《借我一生》的出版声明

    余秋雨先生的新著《借我一生》即将由我社出版，近期部分媒体及网络上关于此书的传闻较多，我社就此事今日发表声明如下：

    作家出版社声明

    余秋雨先生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已交付本社出版。为了防止盗版，本社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从未向外透露过这部作品的任何内容。

    本社依法保护签约作家和作品的相关权益，包括名誉权。《借我一生》即将面世，望广大读者能以正常的阅读心态来面对余秋雨先生对“记忆文学”这一新创概念的成功实践。

    作家出版社/2004年6月22日”书包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书包网

    《借我一生》推迟上市 余秋雨新书“难产”

    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原定7月初即可上市的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将推迟出版。而这一变动，也使得刊载了书中两大重要章节的《收获》杂志第4期的上市日期，不得不从原来的7月10日延迟到7月15日。个中原因，就是不让盗版者有可乘之机。因为，《收获》杂志刊载的两个重要章节，即童年和文革部分，前后加起来，有20多万字，而这些内容，本身就是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收获》之所以选载这些内容，是认为余秋雨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文革记忆”是读者最为关心的部分。程永新透露，在书中，余秋雨以10多万字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

    “这部作品准确地说是记忆文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程永新认为，这种“记忆文学”的样式是一种全新的样式，书出版后，肯定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他认为，在此之前，杨绛的《我们仨》已经纳入记忆文学的范畴，但不得不说是余秋雨提出了记忆文学的概念。这是他的实践，也是他的发明。他大大拓宽了写作的领域。程永新认为，“现在的文学写作太拘泥个人，要么太过创造，太虚构，离现实太远了，读者不喜欢。读者喜欢相对真实的东西，而记忆文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有个人经历在里面，离生活近，在符合人物命运、思想逻辑的前提下，允许想象力的存在。至于想象力限定在哪种程度，记忆是否全部可靠，还是部分可靠，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讨论。”

    对于外界众说纷纭的《借我一生》，程永新在看完之后给出的评语是，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想象。他说，最初听余秋雨最早聊的时候，特别激动。“余秋雨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因为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程永新说，当时他一听这个构思，感觉这个想法特别有意思，生活中亲近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朋友以及历史人物呢。余秋雨对真实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你以为真实的东西，其实离真实有很大的距离，这其中包含一个很丰富的哲学内涵。但是在读了一二卷之后，程永新感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当初我所听到的余秋雨讲述的初衷，觉得如果一部作品中若能很好地表达这层意思，应该是很震撼人的，但事实是，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我的想象，如果能把这层意思在作品中形成一种氛围，形成一种大的结构，就会更加震撼。尽管在叙述中很多很精彩，但在后面的叙述中没有贯穿始终。”(徐颖)

    封笔之前有话要说 余秋雨质询媒体七宗罪

    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近日宣布即将封笔并退出文化圈，将来可能会参与图书文化公司的工作。而他在隐退文坛之前，向批判他的那些文化报刊提出了七项质询，以示其长久以来的不满。

    余秋雨的七项质询包括：反驳他在文革中用“石一歌”笔名写作、反驳他早在中学时代就批判过修正主义、反驳他把别人说成是“文化杀手”、反驳他“为深圳唱赞歌”而收受了一套“豪华别墅”、反驳近来热炒的所谓他的“文史差错”、批评媒体从未与他核对事实并且形成可怕的传媒攻击。

    余秋雨称，近八年来，中国一些文化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与他有关的文章，引起其他报刊的连锁反应。这次为了写作其传记《借我一生》粗粗统计了一下，总计大批判文章不下于一千七百篇(不包括网络上的文章)。这令海外华文读者每每见到他总是追问。

    他表示，今次在修订完四本学术书之后，就将退出文化圈，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他说，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而有消息说，余秋雨参与的图书文化公司将于秋季开张，而他本人今后也有意从事图书出版、杂志等方面的一系列文化事业。余的助手金克林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目前图书公司的很多事还没有定，因此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

    余秋雨：我把骂声当掌声 不想与诽谤者辩论

    他是率真还是轻狂？他是在反思还是在辩护？他是在剖白还是在躲藏？他是“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还是“文化群殴”下的叛逆？我们试图接近真实———

    1.“文革”与自省

    记者：有人对《借我一生》中“文革”部分表示质疑，认为作者在对那段历史的把握上超过人们的预期值，但对自己的反省上避重就轻。很想请你重申自传的写作态度。对于这样的“真实性”你怎么评价？

    余秋雨：不管是说“失实”，还是说“避重就轻”，都是因为他们对那种“实”有一种预设的期待，但这种期待是由###、古远清等人的诽谤造成的。不少人厌恶他们的态度，却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们诽谤内容的影响。

    不能责怪上当的人，因为###、古远清等人在造谣的时候装扮出一种证据确凿、信誓旦旦的口气，很难让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大家把他们往正常的路上想了。谁能料到他们的指控完全不可理喻呢？例如古远清，一年前，2003年8月18日他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5篇文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向我正式道歉，还签下了道歉文本，我也就免了他应缴的赔款。谁知他一离开法院，就在电视和各地报纸上讲的比以前还凶。但一般读者容易对不断重复的谎言“将信将疑。”

    这些天他听说我的《借我一生》即将出版，连书还没有看到就到处宣布我“造假”，自己则心急火燎地伪造了匪夷所思的“事实”，而且装扮出他掌握了大量证据。真可谓满纸疯话，风行九州。我终于向媒体发言了，有一个直接动机就是想救救这几个人。要不然，不出一个月，古远清没准会宣布我做过希特勒的参谋，或参与炸沉了泰坦尼克号。

    我写这本书，决不想与诽谤者辩论，也不想对媒体和读者表白。我只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人生路途。如果有人在所谓的“真实性”上说三道四，我只想说一句：你们已经在全国报刊上编造我的经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怕我本人说几句呢？难道中国公民自身经历的真实性，永远在批判者那里吗？

    记者：“文革”纵容了人性恶，社会失去秩序，善意和公正被噤声，大部分人屈从于人性的弱点——对于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弱点的大规模呈现，后人无法苛求；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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