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83页。

    [67]可参看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张国刚先生的原用语是“以职为实、以散为号”和“以使为实、以职为号”，本书改“号”为“阶”。

    [68]《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总叙”云：“唐承隋制，至天授中，始有试官之格，又有员外之置，寻为检校、试、摄、判、知之名。其初立法之意，未尝不善。盖欲以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迁之觊觎。而世戚勋旧之家，宠之以禄，而不责以猷为。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资格，使得自竭其所长，以为治效。且黜陟进退之际，权归于上，而有司若不得预。”

    [69]参看俞宗宪：《宋代职官品阶研究》，《文史》第21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丁凌华：《宋代寄禄官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龚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0页以下；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以下；张希清等：《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以下。当然，俸禄依寄禄官、职钱依差遣只是个大致的说法，宋朝文官等级制的结构错综复杂，也有部分俸钱、衣赐是由差遣决定的。参看姜锡东：《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汪圣铎：《宋朝文官俸禄与差遣》，载《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0]罗文：《由现代行政学的职位分类看宋代的人事行政制度》，《华冈文科学报》1978年第11期，第145页。

    [71]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72]孙国栋：《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7页以下。

    [73]洪迈：《容斋三笔》卷四《旧官衔冗赘》，《容斋随笔》，第368页。

    [74]爱宕元：《唐代的官荫入仕──以卫官之路为中心》，《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75]吴宗国：《科举制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进士科与唐朝后期的官僚世袭》，《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唐代科举制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2章。毛汉光先生也有类似看法：“士族在科举初期三百年间，利用科举制度而延长其政治地位”，“在唐代统治阶层中，士族官吏仍占绝大多数，而科第出身者，亦以士族居绝大多数。”《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黄约瑟编：《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7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2-213及第218页。

    [77]例如尉迟敬德为刺史、都督等从二品、三品之官，致仕时“授开府仪同三司，朝朔望”，是以从一品散阶致仕。李靖为从二品尚书右仆射，致仕时“乃授检校特进，就第”，是以正二品散官致仕。分见《新唐书》卷八九《尉迟恭传》及卷九三《李靖传》。

    [78]参看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卷)，第689-692页；金中枢：《宋代公教人员退休制度研究》(一)，《宋史研究集》第28集，台湾国立编译馆1998年版，第65页以下。又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带职致仕》：“熙宁以前，待制学士致仕者，率迁官而解其职。若有疾就闲者，亦换为集贤院学士”；又《致仕之失》：“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宠以东宫师傅、侍从。”第92、101页。

    [7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534页。按，一般认为“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例如龚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邵红霞：《宋代官僚的俸禄与国家财政》，《江海学刊》1993年第3期。但衣川强认为：宋代“官吏们如仅靠俸给生活，就无法享受充分的供应。”见其《宋代文官俸给制度》，郑梁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8页。近年国内也出现了宋代俸禄低于实际支出的意见。例如郭东旭：《论宋代防治官吏经济犯罪》，中国宋史研究会第6届年会论文；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全明先生则指出：宋初官俸是较低的，元丰至宣和年间俸禄较高，“两宋时期，从整体看，其官员的俸禄水平大致处于中国历朝的中上等水平”。见其《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苗书梅先生进而认为，部分宋代官员穷窘的原因，在于中下级官员守选、待阙时间过长，待阙时仅得部分俸料，造成官员实际收入下降；而在制度规定上，官员的俸禄并不算少，所以这“不足以说明宋代俸给不厚”。见其《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对这些新近出现的分歧，我们仍然采取传统的说法。而且还应考虑到，赵宋皇帝豢养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难免有时拿不出足够的钱粮供给其中的某些人；但冗官队伍的庞大，本身就是官僚特权的表现。正如当今某些贫困地区财政不敷工资，但依然官员众多，人们依然争着吃国家饭一样。

    [80]洪迈：《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容斋随笔》，第521页。

    [8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下册第572页。

    [82]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译本，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83]辽金元时代同样存在着各种阶官序列。为避免头绪过多而使问题复杂化，本书略去不谈。

    [84]沈节甫辑：《国朝纪录汇编》卷一二五《震泽长语-官制》，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王云五主编：《宋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4册。

    [85]参看《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86]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87]《明会要》卷四三《职官十五-勋阶》：“(洪武)九年四月，始定散官资阶。散官者，初授之资阶也。其有升授加授者，以历考为差。”中华书局1956年版，下册第785页。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五《吏部二》：“凡初入仕、任内未初考而迁调改除升等者、考核平常量才降等非贬降者，皆得初授阶。初考称职、任内已及初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任内已升授、未及再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皆得升授阶。凡及两考而事迹显著者，皆得加授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册第2936页。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卷六《散官》：“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白身人入仕，并杂职人等初入流者，与对品初授散官。任内历俸三年，初考称职，与升授散官。又历俸三年，再考功绩显著，方与加授散官。若考核平常者，止与初授。其任内未经初考、迁调改除者，仍照见授职事，与初授散官。已经初考，合得升授，迁调改除，仍系本等品级者，照见授职事，与升授散官。若升等者，只与对品初授。或有已得升授，未经再考，迁调改除，仍系本等品级者，照见授职事，与升授散官。已经再考，合得加授，迁调改除，仍系本等品级者，与加授散官。若升等者，止与对品初授。其有先曾历仕二品三品等职，今次降用，若系有罪及阘茸不称职贬降者，照依见授职事，与初授散官。若量才任使，不系贬降，但今授职事，比与原授降等，其原授散官诰敕仍旧者，亦照见授职事，与对品初授散官。俱于三年之后，照例升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可见在各种情况下，散官的授予都尽量与“见授职事”相应。

    [88]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89]杜婉言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90]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年1992年版，第532、537页。

    [91]纪昀等撰：《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下册第1302页。

    [92]光绪二十五年《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二《吏部-验封清吏司》，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本，第1册第140-141页；《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三《吏部-封赠》，同上，第8册第6975页。

    [93]《清通典》卷四十《职官十八》犹称之为“文武官阶”，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1页；《清文献通考》卷九十《职官考》则称“封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5645页；《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四六《职官考》亦称“封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9069页。而《大清会典事例》叙于“封赠”部分，参看前注。这时候的“阶”几乎全失本意，而与“封赠”合流了。

    [94]清初在京汉官一度每年俸米十二石而已。大约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才落实了俸银“不论满汉，一律照品支给”原则。在外的文官另外享有柴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修宅什物银等等，它们不仅超过了正俸许多，并且不是按官品，而是针对具体职位一一规定的。雍正初年又实行“耗羡归公”、向官员支发“养廉银”，其数额往往超过正俸几十倍。山西巡抚诺岷的养廉银高达31700两，为原俸的204.5倍，而河南巡抚田文镜亦达28900两，为原俸的186.5倍。正俸遂微不足道了。养廉银也是按职位一一而定的，例如同为总督，高者有22000两，低者或只13000两；同为七品知县，养廉银有400两至2000两之别。

    [95]薛端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149页。

    [96]郭松义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0卷(清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1页。

    [97]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页。从本书视角看，这种“合理成分”的意义就更加明晰了，它体现的是一种“俸禄从属于职位”的精神，从而淡化了“品位分等”的比重。

    [98]曾小华：《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99]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第192页。

    [100]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第537页。

    [101]例如徐道邻先生说：“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君主专制，到了明朝，才真正恶化。……到了明朝的皇帝，才真正能‘为所欲为’、‘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明太祖与中国专制政治》，《中国法制史论集》，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338页。

    [10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76页。

    [103]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668-669页。“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终明之世，廷杖史不绝书。其残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又第701页：“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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