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的新盟友。

    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组部，其主要工作是对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各类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分配、安置他们的工作。陈云和李富春担当的是毛泽东在组织人事领域监护人的角色。

    “七七事变”后，一批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延安，这种现象使党的领导人既喜又惧。喜的是，延安道上人流如潮，足以说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面临大转变的党正急需大批青年干部；惧的是，不知在这些来延人员中是否夹有国民党的暗探和奸细。为了保证来延人员的政治可靠性，中央决定对所有来延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于是，这就成了中组部的头等重要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底，中组部设有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三个下设机构，由王鹤寿任干部科科长，刘锡五任地方工作科科长，邓洁任秘书长。在这三个机构中，主要由干部科负责对来延安的干部进行政审和分配。

    中组部对来延人员的政审分为四个阶段：

    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对释放出狱人员和自愿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初审。

    1937年8月底至10月，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凭名单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从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和苏州反省院陆续营救出一百余名中共原负责干部。由首批出狱的黄文杰、刘顺元、刘宁一、王鹤寿、方毅、夏之栩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组成考察去延人员的审干小组，对申请去延人员进行逐个的政审。1其工作流程是，出狱人员需写出个人狱中表现的书面材料，并向审干小组提供其它出狱人员在狱中表现的资料。审查小组根据本人的书面材料、口头叙述和其它人的旁证，对申请去延安的人员作出不同的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人员送延安或直接留国统区工作；狱中表现有些问题、需进一步审查的人员也送延安；狱中表现不好、有叛变自首行为的人员，要其留下通讯地址，再动员其“回家去抗战”。2经过审查小组的遴选，从一千余被释放人员中挑出七百多人介绍去延安。

    对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审查则比较简单和宽松。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或外围组织介绍信的青年学生，在经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逐个政审后，一般都予介绍去延安。

    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到南京办事处转来的审干小组对去延人员的“鉴定表”后，对持介绍信前来的人再进行一对一的个别谈话，此谓复审。然后将其集中分送西安附近的泾阳县云阳镇进行下一步的审查。也有个别人员是直接经西安转送延安的。

    三、中组部在泾阳县云阳镇设有接待站（检查站），负责对去延人员进行严格的三审。领导审查小组的人员有冯文彬、王观澜、刘辑武、胡乔木以及刚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调来的王鹤寿等。在云阳镇的审查重点是盘问出狱人员在国民党狱中期间是否写过“悔过书”。

    1937年12月，原中共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在云阳镇就经历了这样一番严厉的审查：

    同我谈话的是刘辑武。他问我：“你写过悔过书没有？”我忠实地回答：“写过。但是我没有出卖组织，只表示以后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拥护国民党。当时许多领导人都叛变投降，释放出去了，而我则被认为实质上是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所以交军法处，叛处一等有期徒刑十年。”谈完以后，刘辑武就说：“你写个书面报告来吧！”一个星期以后，他就根据我的报告表达了他的意见，并问我还有什么补充，还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并说老实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希望我注意。最后，他还要知道一些当时被释放的人现在的情况。再过一星期，他就找我做第三次谈话。他说，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延安去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说：“还是给我遣散费，我回广东去好了。”他说：“不，你还是到延安去吧！”3

    1参见刘顺元：《关于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点滴回忆》，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69。

    2刘宁一：《1937年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情况》，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71、78。

    3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3。

    在云阳镇接受审查的去延人员一般也面临三种安排：“没有问题”或“虽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释放人员大多数被派往延安，接受下一阶段的审查，并等待分配工作；有较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则发给路费，劝其返乡或去大后方参加抗战；青年学生中的一部份则被留在云阳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不久即迁至安吴堡）接受政治审查和政治训练，而在云阳镇接待站负责审查工作的冯文彬和胡乔木，同时又是云阳青训班的负责人。

    通过云阳镇检查站政审的人员，前往延安的方式也有两种：社会知名度高、年龄较大的人员可以乘大卡车前往，其它则一律步行前往。由云阳镇至延安的八百余华里，徒步需九至十天的时间。

    四、去延人员抵达延安后，中组部很快派人前来谈话，再次对来延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逐个审查，此是政审的第四个阶段。这时中组部已收到云阳镇检查站转来的材料，对来人的政治情况已基本掌握，于是中组部就依据转来的材料和每人的业务特长对来延人员进行工作安排。到了这一步，才算是正式进入了延安。

    司马璐1和黄药眠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受到的不同接待，反映了来延人员原先的革命资历不是决定其今后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获得党的信任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

    在中组部的眼中，司马璐虽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马治璐出身于苏北海安县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地方民团以“通匪”罪名杀害。在社会底层爬滚几年后，司马璐于1935年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并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初。司马璐被党组织派往位于镇江的由国民党江苏省省主席陈果夫作后台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份，在坐牢一个月零七天后被交保释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马璐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云阳镇审查小组的审查，辗转前往延安，因病在边区医院治疗数月后，于1938年3月在延安中组部受到陈云的亲自接见。

    陈云向司马璐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镇江是否加入了国民党？第二，被捕后是否写过“悔过书”？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并仔细审阅过有关司马璐的书面材料后，陈云亲自分配司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位于枣园的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时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报到。2

    1司马璐早年参加中共，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被恢复党籍，1942脱离中共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创办《展望》半月刊，逐渐成为香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编著有《中共党史暨文献精萃》。司马璐于八十年代迁往美国，现居纽约。

    2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69。

    与司马璐相比，黄药眠虽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并曾出任过党的高级职务，但因黄药眠被捕后曾在狱中写过“悔过书”，从此就失去了党的信任。接待黄药眠的不是中组部部长陈云，而是中组部的一般工作人员。

    据黄药眠回忆，中组部工作人员对他谈了下面一番话：

    “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作翻译。”

    “我问他：‘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他的答复是：‘重新入党。’我心里想，所谓重新入党，就是十年党龄丢了。坐了三、四年监，还要留下政治污点，我从前也搞过党的工作，我是很懂得这句话的具体含义的。”

    黄药眠申辩道：“你说的留下政治污点我是不能接受的，从我个人这件事，孤立地看，你这个估计是对的，但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上海党、团中央局几乎全部垮台、纷纷自首叛变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人判处十年徒刑，现在对我的处理，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说的……国民党把你们当作共产党来军法处理，而将来共产党又会把你们作为叛徒处理吗？”

    中组部工作人员回答说：“我没有说你是叛徒，只是说你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所以暂时就这样吧，你先去上班吧！”。1

    黄药眠的安置情况属于中组部分配的第一种类型：对有特殊专长的来延人员，虽有历史问题，但已基本审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黄药眠通晓英、俄语，曾在莫斯科作过翻译，因此被分配至新华社，可谓专业对口。

    另一种分配类型是：将来延人员先分配到抗大、陕北公学或中央党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审查后再分配具体工作。

    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1937年冬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达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苏省海州地区党的领导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国民党释放出狱。惠在狱中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他的这段历史已由在延安的当年狱中难友提出证明，因此惠浴宇在经历了一段审查后于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总校，并被告知他可以重新入党，惠浴宇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8年重新入党。以后惠浴宇在其它同志的鼓励下，给当年江苏省委负责人陈云写了一封信，请陈云为他1928—1930年的党籍作出证明。陈云接见了惠浴宇，与他进行了详细的谈话，最后肯定了惠浴宇的党籍，这样，惠的党籍就从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从延安抗大总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军总部。2

    1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5-436。

    2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95－99。

    第三种分配类型是：对那些有较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一时又不易审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现左倾的人员，则劝其返回国统区活动。

    陈云、李富春创立的干部审查制度犹如一道坚固的拦河大坝，经过层层的冲刷，已尽可能将“可疑”分子排拒于延安之外。被允许留在延安效力的“有问题”人员则尽在组织的控制与掌握中。

    在陈云、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组部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与康生领导的肃反机关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1938—1939年，中组部的干部审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灵活性，因而给许多去延人员留下不错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对因在延安备受冷遇、歧视而决定回到国统区的黄药眠就曾给予诚恳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黄药眠因心绪不佳，病卧在床，而黄药眠的上级、昔日在莫斯科的旧友徐冰（邢西萍），则因黄药眠有“历史问题”，对黄十分冷淡，不仅对黄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不闻不问，甚至将黄药眠退回了中组部。走投无路的黄药眠只得写信向昔日的旧友周扬求助，在周扬的关照下，黄药眠一度“寄食”在边区文艺家协会。不久，心灰意冷的黄药眠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要求去国统区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准。正当黄药眠准备启程时，遇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1929年黄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李富春是黄的上级。在李富春的热情挽留下，黄药眠改变主意，决定继续留在延安。然而黄药眠在中组部办交涉时仍受到冷遇，又使黄产生疑虑，觉得李富春“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谁派工作人员和（自己）谈话的呢？”最后，黄药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决心，一气之下离开了延安。1

    黄药眠因受不了中组部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负气离开延安，从他个人而言是黄的自尊心和清高与党严格的审查制度不相合拍，没能经受住党的“考验”。其实，中共对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实行严格的审查，是一项广泛应用于任何人的政策，并非仅仅针对黄药眠，即使那些从未被国民党逮捕、地位较高的干部也得经受中组部或其它部门的“过滤”。杨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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