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师傅断定观音阁骨子裏就是妥妥的唐构。
    我询问他，可有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
    杜师傅沉思一会儿，说：“如果说证据吗，確实有一件。”
    我迫切地询问：“是什么证据？”
    杜师傅徐徐道来：“做爲蓟州人，我几十年间专心研究独乐寺和观音阁。不瞒老弟，其实你刚纔的疑问，也一直在我心裏挥之不去。但是苦於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也就一直没有答案。直到几年前，我的一位熟知我痴迷独乐寺观音阁的朋友，在无意中发现一份原始勘察记录，並將这个记录送到了我的手上，此事纔算有了初步的结论！”
    杜师傅的话告一段落，我插嘴进去：“杜师傅，您说，有了初步结论是什么意思？”
    杜师傅说：“我说的这件证据並不是明確记载观音阁是唐构，而是通过勘察记录推断应该是保留了盛唐的框架和格局。”
    我对杜师傅的话还是有些疑惑，试探地问：“杜师傅，这份资料可否让我看看。”
    我没有想到杜师傅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华老弟，请隨我来。”
    杜师傅起身往堂屋的东面走，我也跟隨杜师傅移步到东次间。杜师傅家北屋是一溜三间的大房，东次间就在堂屋的东面，和堂屋只一墙相隔。我进来东次间，看到这是一间书房，书房的傢俱也和堂屋一样，是一水的老傢俱。靠北墙是满墙的书柜，书柜一共六个门，细致雕刻着礼、乐、射、御、书、数的图案，正是儒家传统的六艺。书房东墙上高掛一匾，上书四个蚕头燕尾的隶书大字：众乐书屋。我看着这四个大字，这四字端正浑厚、四平八稳，似乎在哪裏见过。
    杜师傅看我对着牌匾出神，就说：“华老弟是不是感觉这四个字似曾相识？”
    我转过神来，对杜师傅如实相告：“不错，確实看着眼熟，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裏见过。”
    杜师傅呵呵一笑，解释道：“这是我曾祖创建私塾时的牌匾，爲他老人家亲笔所提。这字体就是仿独乐寺山门匾上的字体。”
    我说：“怪不得似曾相识！独乐寺山门之匾据传爲严嵩所提，这严体字﹍﹍﹍﹍”
    杜师傅继续道：“都说字如其人，我看也未必。严嵩奸邪不堪，可是你看他的字確是端正浑厚。不瞒您说，曾祖就很喜欢严嵩的字，一生都临摹不断。”
    我应和着：“哦！莫非当年曾祖创建的私塾就是这众乐书屋。”
    杜师傅回答：“不错。这匾本来就高悬於堂屋，后来也是我父亲移至这间书房。”
    我看着匾，喃喃地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名字！”
    杜师傅走到北墙的书柜前，打开其中一扇柜门，从裏面拿出一叠资料，交到我的手裏，並用手势示意我可以坐在书桌前面细细地看。
    我拿着手裏的资料，缓缓坐下。这是一叠大开张的纸，和学生画素描的纸大小厚度相仿，有厚厚一摞，估计几十张的样子。纸质泛黄，透着岁月感。纸上用钢笔书写和描画，有的页满篇都是记录的文字，而有的画着素描的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还有的画着斗拱等部件。虽然这些纸张略显凌乱，但是通过素描的图画，我一眼可以看出这描画的正是观音阁。
    杜师傅指着其中一页纸的最上端让我看，在杜师傅指示的位置，用漂亮的仿宋体写着几个钢笔小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勘察记录。
    这时我才发现，因爲时间久远，这叠资料虽然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装订，但是好在每一页最下端都標註有页码。我归拢了下顺序，发现整整三十六页。而刚纔的仿宋体钢笔字標题，就在第一页最上端。
    杜师傅微笑着说：“华老弟如果不嫌陋室寒酸，可以在这裏细细研读！”
    我感激地说：“杜师傅，在下求之不得！有这满屋的藏书和百年傢俱相伴，正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杜师傅示意我尽可以阅读，然后他走出东次间，一会功夫给我端来一杯香茗。
    一个小时之后，我研读完了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就像標题一样，是一份详细的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的探查记录。裏面忠实地记录了对独乐寺的一次探查经过，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观音阁的的每一处分部尺寸都进行了详细的测量，並绘图標註得非常清晰；另一部分则是“我”和“兄长”的一次谈话纪要，这个谈话纪要足足记录了两大张纸。
    谈话的主要內容就是，“兄长”认爲虽然观音阁有明確记载是重修於辽，但是观音阁却有浓厚的盛唐建筑风格，和敦煌壁画中的唐代楼阁非常相像。“兄长”大胆地推断，辽代重修观音阁时应该是利用了唐构观音阁的骨架，往唐朝的骨架上填补了隔墙和门窗，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见的观音阁。所以说观音阁是重修於辽，而非重建与辽。这也是爲什么做爲“辽构”的观音阁，而保留了鲜明的盛唐建筑风格的原因。
    我看完这叠资料，抬眼看到杜师傅正一声不响的看着我。我不好意思起来，说：“杜师傅一直在这裏？”
    杜师傅笑笑说：“是啊，看你做学问痴迷，没有打扰你！”
    我歉意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还耽误您时间！”
    杜师傅摆摆手，说：“华老弟別客气，我们也算是一见如故，在一起可以研究观音阁，岂不快哉！”
    我不再客套，言归正传问：“杜师傅，这份资料是？”
    杜师傅说：“你注意最后一页的时间和署名了吗？”
    我说：“我注意到了。最后一页的末尾写着：民国二十一年春，达记於蓟县独乐寺。”
    我沉思片刻，轻“咦”一声，说：“这份勘察记录是达所记，那这位达先生是谁呢？”
    杜师傅说：“根据记载，民国二十一年春天，梁先生发现独乐寺的时候，其胞弟隨行，胞弟的名字就是达。我认爲梁先生肯定对观音阁和山门做了细致的勘察记录，做爲梁先生胞弟的达，自然也会有样学样地照做，甚至说抄作业都不爲过。”
    我说：“您的意思，这份勘察记录是梁先生的胞弟所记，甚至可以认爲是梁先生记录的复制品”
    杜师傅说：“事实上，这份勘察记录比梁先生的记录更爲重要。因爲梁先生应该只会记录了勘察的过程和数据，而达在记录上述內容的基础上，还记录了自己的思考以及和梁先生的对话。所以说，更会客观还原当时勘察的情况。”
    我认可杜师傅的说法，点点头，然后追问：“但是有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梁先生推断出独乐寺是唐代骨架，爲什么在其相关著作裏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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