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好，我的将来，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养孩子。

    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眼看着成为一个辛苦地混一生的南岸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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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的女儿 第四章4（1）

    一早起来，父亲依然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烟叶是便宜货，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烟。我没见过父亲早晨吃过东西，只是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省着一口饭，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放下烟杆，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

    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像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说遇到过我大姐。

    好像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呢？她不喜欢做事瞒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看错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西，早已扎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两条街。吆喝声论价声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这里人买食品喜欢看到当街杀生，图新鲜，买了放心。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当脖颈刀，熟练地一把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蛙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级，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一个地方人少。

    买个什么样东西，给自己过生日？我继续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经过照相馆。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都不够，橱窗里已经换掉举着毛主席语录戴着毛主席像章男女的形象，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摆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对面是药店，旁边是百货商店，我几步走了进去。

    饥饿的女儿 第四章4（2）

    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看不出哪样东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买的。化妆品有了种种新鲜玩意：口红、胭脂、眉笔。我买不起，它们和“美容”两字联系在一起，我不明白这两字有什么用。

    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场。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不像走进去那么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两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敞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两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烂坑，扩展成一个象模象样的广场。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颈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弓虽女干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x。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伟大的党。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打碎，身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在杀场上忘命逃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

    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会，审判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被称作“打砸抢分子”。在派性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大会时，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像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马路那头的墙倾坍，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边不敢动。身后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涌，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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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的女儿 第四章5

    这个石桥广场尚未完全修建成时，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那也是个九月，凡为修建广场出过力的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在这儿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否则，只能参加在本单位自己搞的小型追悼会。这荣誉使所有能参加广场追悼会的单位容光焕发。

    石桥广场白花黑纱一片，全地区的警备人员都带枪出动了，森严庄重。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定下的接班人华国锋古怪的山西乡下方言，通过广场四周的扩音喇叭，真是气势磅礴。唏嘘声逐渐变成哭嚎，我周围的人都湿脸一张，哭最能传染人。我当时十四岁，恐惧抓住我的心，泪水涌上我的眼睛，便止不住了，越哭越厉害。

    追悼会后，老师和同学回校的路上，就像查牲口似地查看人的眼睛，是否流过泪？红肿否？表情如何？以此来证明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耿。我的眼泪来得快也干得快，眼睛不够红，微微有点肿，但我的面容忧伤，一如平日。平日我的抑郁让人不舒服，这时算是帮了我一次。

    饥饿的女儿 第四章6

    有一年连日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篷，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窜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像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具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眉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份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长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我一人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动。电影院黑糊糊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头发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粮食与物质粮食之间做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歪倒倒，浓淡不一。我身边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人喝豆浆，有的人喝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两角钱一个，两个四角，剩一角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一定从脸颊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己买过点心，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票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皱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沾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

    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叠发黄的纸片上，取了一张，放上两个包子，搁下夹子，又取了两张纸垫着，叮嘱道：“好生拿哟，烫得很！”

    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闻着扑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这是我的生日，我在庆祝。

    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这条路坡坎多，但近一点。肚子开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想带回家去，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但一气上到顶，就喘不过气。

    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一个老荫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树桩连着块生得奇型怪状的石头。我刚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迅即转身：一个穿得还算规矩的男人，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他并没看我，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

    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过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我惊慌，说不出的惊慌，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个包子还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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